相助复相依，同志加兄弟：黄兴与李书城的战斗友谊(3)

　　显示了他坚贞的气节，同时也说明他是支持黄兴法律解决主张的。但袁世凯并不在乎革命党人的主张如何，一俟其军事准备就绪，就大举驱兵南下，率先举超了屠刀。这时，孙、黄的争论已毫无意义。除了被迫应战，别无选择。恰逢此时，南京第八师内部为讨袁问题，又几乎酿成火拼。黄兴不得已赴南京举兵。由于信心不足，仓促发难，失败是可想而知的。但失败得如此之快之惨，竟让袁世凯一举完成了武力统一，而革命党则地盘沦丧、军队溃灭，党人星散，却是他们始未料及的。黄、李苦心经营、寄予厚望的第八师，也在讨袁失败后因士兵的闹饷哗变而毁于一旦。这对他们心理上的打击，无疑是苦不堪言。说明他们长期以来的军队工作，只不过停留在联络少数军官身上，而对广大士兵的工作则未予重视。正是这种缺乏群众基础的军事路线，令他们在革命武装斗争中一次又一次地吞下苦果。

　　海外酬知己 相伴至永诀

　　二次革命失败，黄、李都遭到袁世凯的通辑。黄被悬赏十万元名列首要，李虽名义上只是一名咨议，也被摆在“执最要事务”的第一名，悬赏二万元捉拿。抓枪杆子起家的袁世凯，最懂得枪杆子的厉害。他虽对孙、黄是同样忌恨，但对黄兴这些在军界有威望、又能亲自统兵作战的人物更是既恨且怕。而孙中山对此却缺乏认识。由于他不重视这些陆军留学生出身的革命将领，所以对逃到东京的这些垂头丧气的将领们未能给予必要的抚慰和开导。而且，他把失败诿过于黄兴，“刻责无已”。这些将领们很不以为然。李书城对把失败原因归于未先发制人、坐失时机的责难就很不服气，认为“失败关健并不是这样简单”。因而，一种共同的委屈感，使他们彼此同情，在中华革命党的问题上就和黄兴采取了一致的立场。

　　当孙、黄关系恶化，以致不能共商大事而从组织上分手之时，李书城亦作出了跟随黄兴远适美国的选择。这一选择纯粹是个人感情天平的倾斜所致，并不含有政治上的意味。从黄、李到美国后并无任何损害孙中山的言行，可以充分证实这一点。1914年6月30日，黄兴、李书城和石陶钧一行，由横滨登轮赴美。从此一去就是两年。这两年是黄、李在一起渡过的心情最暗淡的日子。昔日出没于枪林弹雨、叱咤风云的“革命之健者”，流落海外，有国难报，有家难归，怎能不发出“茫茫天地间，何处著吾身”的英雄末路之概？怎能不常常“午夜傍徨，不知所措”？这种心情集中地体现了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失败、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破产之后的沮丧、愤怒和苦闷。

　　以军事见长的李书城也失去了用武之地。为了减轻病中的黄兴在精神上的苦痛，他以自己考察美国社会制度的体会，同黄兴一起讨论将来中国建设的方案，相与研究诸如种族歧视、社会福利、学校教育以及妇女解放等等问题。这些当然很有意义，但毕竟不是当时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和中心课题，彼此又能提起多大的兴趣呢？不过，作为黄兴身边唯一的旧侣（石陶钧因策动护国运动回国），他与黄兴将近两年的朝夕厮守，在异国他乡的相濡以沫，使他们的私谊倒是更笃更深。

　　在美期间，他们最值得一提的革命活动，应是对护国运动的策动。在中华革命党处于封闭状态，无力团结全国反袁力量的情况下，黄兴运用他的影响，多方联络，促成了反袁统一战线的形成。他先后派黄一欧、石陶钧回国活动，又致函张孝准密授机宜，终于使蔡锷、李烈钧出敌不意地在云南发难。这一行动安排，得缜密巧妙，与黄兴身边有一个李书城也不无关系。护国运动，黄、李虽未能“重返中国再执千戈”、“同事疆场”，但其筹谋策划之功自不可没。

　　随着全圈革命形势的再次高涨，孙、黄之间的裂痕亦日见弥合。应国内同志和一些日本朋友电催；黄兴于l916年5月回到日本。他立即向日本借款300万，派李书城先期回上海准备“招集旧部编练成军。”这一计划因袁世凯暴死而作罢。袁死后，黄兴又电令李书城由沪赴京，作为他的代表向黎元洪、段祺瑞面陈政见，吁请恢复旧约法、召集旧国会。这是当时他与孙中山的一致看法，认为是重建共和的“唯一无二之方。”

　　7月8日，黄兴踏上久违的国门，回到了上海。此时正值湖南都督汤芗铭被逐出走。湖南各界派代表到上海请黄兴回湘任督军，而黄却推荐蔡锷、谭延闯以自代。李书城不死心，仍与在沪湘人多方活动，想推动中央任命黄兴。这是他一贯的主意，在留守府时，他就多次劝黄兴，与其做个有名无实的留守，不如去做掌握实权的江苏都督，但遭黄兴拒绝。这一次的活动，终因缺乏有力的奥援而未拒如愿。不过造成谭延闽的复出，也还算是实现了他们退而求其次的目标。8月2日，李书城再次赴京，带着黄兴关于时局的意见去与各方磋商。当时黄兴身边旧日同志云集，非在美时可比。但李离开时间稍长，他便感到怅然若失，9月19日，黄兴致函何成俊，禁不住摧他：“小垣兄何日米沪？至为念念。”大约其时病已复发，精神不济，呼唤挚友，其情也切，其声也哀。遗憾的是李书城仍在京盘桓有日，未能速返。直到接到黄一欧、徐少秋10月10日“今早家父旧恙复发，较在荚稍剧”“因现今事急，无入主持，万望小垣兄来沪，是为切祷。”之急电，他才火速赶到上海，在黄兴身边侍奉、照料。李书城决没想到，这竟是陪伴这位中国革命的伟人走完他生命的最后一程。1O月31日，黄兴溘然长逝。十多年知交、五六年手足，咫尺天涯成永诀；国难正未有穷期，英雄却壮年早殁，无论“为国为友”，都令李书城不能不“伤悼百端”、悲痛欲绝。难怪他要在黄兴墓前：“低徊顾盼，久久不忍离去。”

　　黄兴身后，李书城继承他的遗志，为了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富强，跟随孙中山继续奋斗。在几次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他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人们不会忘记，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会议，就是在上海他的寓所召开的。虽然终其一生，他并未完成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但由于他对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坚定信仰，使他在历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都能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真减的朋友。即使身陷囹圄、备遭迫害，也矢志不移，这是多么难能可贵。

　　李书城后半生的政治道路，与他前半生的经历，特别是与黄兴对他的影响，有着重要的联系。作为黄兴的助手，李书城对黄兴一直是忠心耿耿，充满营崇敬之情。而黄兴对他也特别信赖，视为推心置腹的知己。他们之间，协力同心，无话不谈，李书城因而得以深被黄兴德泽之惠。 1911年底，在预定赴南京就副元帅职的前夕，孙中山已在回国途中的消息传来，黄兴立刻改变计划，决定留在上海等候孙中山归来。当晚，他与李书城促膝谈心，剖明组织政府“这等大事，应待总理归来决定”的道理，谆谆告戒党内同志都应以太平天国的历史为鉴。这一夕长谈，给李书城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并从此作为他处理革命事业与个人权利关系的准则。南京临时政府筹建时，黄兴本已拟定李书城为陆军次长，只因个别同志提出不同意见，李便主动要求黄兴进行调整，以避免同志间的地位争执。这种识大体、顾大局的做法，在当时党人热衷于争夺政治权位的风气中，实属鲜见。这既表现了李书城对革命事业的忠诚纯洁，也可由此看到黄兴之伟大人格对他的感召。正是这种对主义的忠诚，把他们同那些“革命止于革官”者流严格区分开来，并成为他们在革命道路不断奋进 的动力。

　　多年以后，李书城在回顾自己跟随黄兴从事革命活动的经历时，曾不无感概地说：“我常常这样想，黄先生如不早死，能活到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之后，他也可能同孙先生一样以俄国为师，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将成为帮助孙先生实行三大政策的一个好助手，对革命事业将会作出更大的贡献。”这段话与其说是他的一个美好的愿望，不如说是他对黄兴的崇高礼赞。这虽然只是对黄兴如果活着的一种推测，而实际上是对黄兴一生事业的一个结论。作为一个普通人的黄兴，他身上自然也带有普通人的缺点和弱点，特别是不可避免地带有其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因而，在辛亥革命史上，他既有功，也有过；既有是，也有非。要对他一生的功过是非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确非轻而易举之事。而李书城的这段话，却极其准确地概括出了黄兴——这为时势所造就的英雄？能够顺乎时代潮流这一个最本质的特征。对李书城的这一段话，如黄兴之灵其有知，定当会含笑于九泉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