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前后的张元济(2)

　　早在这一年的正月，张元济在上海设立法政杂志社，并创刊《法政杂志》，杂志在当时有一个创举，它拥有一个由沈钧儒、林长民、陈叔通等24人组成的编委会。他曾亲自向梁启超组稿，在信中他说“冀以普通政法知识灌输国民”，这或许可看作他创办杂志的初衷。

　　10月12日，武昌起义消息传到上海，14日张元济通告商务印书馆各部门，除英汉语读物外一切在编、排、印的书稿全部停下，27日他要求迅速收集编写辛亥年粤、鄂、川三省革命纪，接着又编写革命党小传。

　　这一年的11月，张元济奉浙江省都督汤寿潜之命参加各省都督代表会，会上不少人欲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一时“非袁莫属”之声甚嚣尘上。张元济义愤填膺，他致函汤寿潜，“欲建新事业，必得新人物。腐败如第(指袁出任事)，断非所宜，误公兼误浙耳”，断然辞去代表职务。

　　张元济，这位曾经的翰林院庶吉士、自称“戊戌党锢孑遗”的变法中坚、辛亥革命的改良派、商务印书馆灵魂人物、智民之师却是被逼“下海”的前“总理衙门章京”。

　　被逼“下海”

　　1867年10月25日，张元济出生于广州，直到14岁，才随母亲举家返回原籍浙江海盐。海盐张氏是久负盛名的当地望族，家学渊源。25岁科举中进士，成为翰林院庶吉士，与他同科的有汤寿潜、蔡元培等。

　　4年后，张元济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被录取为总理衙门章京，次年呈文总理衙门将西学堂改为通艺学堂，在总理衙门事务中“颇生退志”的张元济，将所有精力投入到通艺学堂的经营上，致力于培养外交人才。然而不久，他的计划就戏剧性地遽然终止。

　　1898年，戊戌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的诏书，实施变法。在康有为保荐的维新救时之才的五人名单中，张元济与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并列。6月16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的同日召见了张元济。

　　此时，31岁的张元济只是六品官。清廷规定，皇帝只召见四品以上的官员，光绪皇帝要见区区六品官员，相当罕见。在与皇帝长谈之后，张元济五味杂陈，皇帝“有心变法，但力似未足”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戊戌年，这场晚清王朝最后一次政治自救，仅仅持续103天。参加、支持和同情戊戌变法的，被杀的被杀，革职的革职。

　　或许是赏识张元济的才华，或是因为张元济在翰林院时就创办了通艺学堂，培养西学人才，原本坐等杀头的张元济，因李鸿章相助而幸免，被“革职永不叙用”。李鸿章将他推荐给盛宣怀，张元济前往上海，在洋务派中坚人物、南洋公学督办盛宣怀的安排下，筹办南洋公学译书院。1899年，任译书院主事。

　　不过，此时张元济的政治热情并未完全熄灭，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华北，他立即致信盛宣怀，阐述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八国军祸是当局缺乏外交知识，一味盲目排外的结果，他与蔡元培、赵从蕃等发起创办《外交报》，希冀普及现代外交观念、国际知识，并对当局产生影响。

　　张元济的政治热情和参与政治活动的程度，随时局不断消退，直至绝迹仕途，远离政治。

　　此后数年，张元济仕途未绝。庚子年后，慈禧内外交困，妄图以新政救命，戊戌变法间革职的维新人士除康、梁外一律官复原衔。有人荐举张元济出任外务部、学部、邮传部、度支部各职。汪康年也劝他重新出山，但张元济在信中回复他：“如今时势，断非我一无知能者所可补救。若复旅进旅退，但图侥幸一官，则非所以自待……弟近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小学教科书，颇自谓可尽我国民义务。平心思之，视浮沉郎署，终日作纸上空谈者，不可谓不高出一层也……”

　　此时的张元济已经找到了他要走的另外一条路。

　　昌明教育

　　1902年，是张元济人生的一大转折。

　　这一年，张元济入商务印书馆，并主持该馆编译工作。最晚到这一年正月，张元济从注重英才培养转向倡导“国民教育”。张元济选择从事出版业，并以出版扶助教育，可说是受这一转变的影响。

　　办通艺学堂时，他是注重英才教育的，在南洋公学办特班也是重在英才教育。特班学生可谓人才济济，汇集了后世出名的邵力子、李叔同、黄炎培等，而张元济所聘请的总教习就是他的进士同科、挚友蔡元培。两人都有兴办教育以育人才、传播西学以开风气的见解。

　　1901年10月5日，张元济在致盛宣怀的信中说：“国民之政治，全随国民之意想而成。”他已流露出要想根除“大厦将倾，群梦未醒”的鄙陋，必须通过广设学堂，推行国民教育普及的意思。

　　张元济发展教育宗旨的其中一条就是“勿存培植人才之见”。“国民多愚蠢，饮食男女之外，几无所知。”因此，“重普及而不言专门，则必先初级而不可凾高等”。

　　1902年，他在加入商务印书馆时就和夏瑞芳约定，以后商务印书馆“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

　　之后，他始终把商务印书馆看作是“重要的教育机关”。

　　清末，清廷为了挽救危局，兴办新学。一套适合的教材便不可或缺。旧学的教材不适用，国人自编的新教材也“语多古雅，不易领会”，教会直接翻译过来的又“不合乎本国之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