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前后的张元济(3)

　　而此时，以实现普及教育为己任的张元济，组织编辑出了一套《最新教科书》。这是一套按学制、分学期、分科目编写的教科书，张元济直接参与其中国文教科书的编写，校订了算术教科书，主编了修身教科书等。书中不提忠君，三纲五常也被大胆摒弃。课文中还加入了国民意识和民主、平等、博爱等新观念。

　　第一册《最新国文教科书》在1904年出版，五六天之内千册销售一空。到1911年辛亥革命时，属于《最新教科书》系列的多达69种，辛亥革命前后十余年中，占据全国国文教科书发行量的六成。

　　辛亥革命后，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

　　此时，中华书局成立，迅速推出了民国第一套教科书《中华教科书》，顺应辛亥革命共和潮流的新教材生逢其时。

　　4月，商务印书馆也推出了自己的民国第一套教科书《共和国教科书》，宣扬“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义，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注重博爱主义，推及待外人爱生物等事，以扩充国民之德量”。这套教科书，一出版便热销，风行海内外。后世学者认为，当时的教科书，比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包括此前《共和国教科书》系列中的《新修身教科书》在内，共印刷了上千万乃至数千万册，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之所以昙花一现，与这些教科书所普及的民主共和观念不无关系。

　　张元济晚年，曾作七绝诗表明心愿：“昌明教育生平愿，故向书林努力来。”

　　张元济以普及教育、启迪民智作为商务的出版方针，他在教科书的基础上，发展出辞典工具书、中外民著、期刊和古籍等门类。这五大类构成了商务图书的框架。

　　启迪民智

　　百多年前，想“文化救国”的人不在少数，张元济选择了出版，在商务印书馆中书写他的文化理想，使之成为晚清以来，普及、传播新知新学的文化重镇。1910年，商务印书馆已是晚清仅有的15家资产超过百万元的企业之一。

　　洋务运动兴起后西风东渐，和当时许多进步人士一样，张元济一直主张以西学开启国民心智，并将翻译西方典籍视为“鼓动人心”的重要手段。早在甲午战后，张元济就对西学产生浓厚兴趣，结识严复后更是受到他的影响。西学堂改为通艺学堂就是严复的主意，课程设置也是在严复的帮助下制定。

　　1899年，他就有个译书计划：“门类以政治、法律、理财、商业为断。”加入商务印书馆，主事编译所，让张元济如鱼得水。他改变了商务印书馆的方针，出版翻译著作。

　　在1903年的书目中，《政学丛书》等社科翻译书最引人注目。这些宪法和宪政观念书籍的传播，对民主形成一种舆论，宣传公民权利和义务，使甲午战败以后的“以日为师”的变法思想更具体，不再停留在一些鸡零狗碎的改革提议上。

　　1905年，上海宪政研究公会成立，200多人的会员名单中有张元济等14名商务印书馆的资方与高级编辑。到辛亥革命前，商务印书馆出版各国宪法、民法以及讲解城镇地方自治书籍70多种，其中《汉译日本法规大全》80册。

　　张元济推介西学，要找最好的翻译者，最显著的就是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馆后，出高酬收购严复版权。

　　从1903年底签订《社会通诠》出版合约起，商务印书馆均按书价的百分之四十付给严复版税，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其实早在南洋公学之时，张元济就已经以千字4元（当时的稿酬一般为千字两元）的稿酬，另给印数百分之二十的版税，出版严复所译《原富》（后人译为《国富论》）。因此，严复除了已售出的《穆勒名学》和《群学肆言》，所有译著都交给了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独家出版，而已出售稿后来也由商务印书馆购得版权。

　　除了严复，另一位近代启蒙思想家蔡元培也是张元济的挚交，一生得益于张元济的支持。早在1902年，他就从经济上支持蔡元培爱国学社，蔡前后两次去德国游学，张都按月以稿费名义由商务支付生活费用。商务印书馆有一些拿干薪不上班的人，如章太炎和蔡元培都是。

　　以商务印书馆为依托，张元济集出版商、教育家、图书馆主、报人、普法宣传者、革命党人的资助者、古籍校勘收藏家于一身。

　　1905年，商务印书馆出资创办师范讲习班，张元济负责教学监督，1910年～1917年，由张元济、严复等7人发起举办师范讲习班，共3期，入学学生遍及全国近9000人。1915年，张元济为社长的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创办，前后30年，科目有英文、算术、商业、国文、图书馆等。

　　中国第一份文学期刊《绣像小说》是商务1903年创办，次年创办《东方杂志》，而培养了巴金、丁玲等大批新文化运动著名作家的《小说月报》也是商务于1910年创办。1911年先后创办《政法杂志》和《时事新报》。

　　辛亥之后，波澜起伏的时代浪潮滚滚向前，张元济抱定着昌明教育、宣传西学、传播新知的信念。在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中，他组织编辑白话文教材，《北京大学丛书》、《世界丛书》、《新时代丛书》、《共学社丛书》等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著名丛书也陆续由商务出版，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支持、宣传和推动作用。

　　五四前后兴起的“文学革命”，对古文和文言不加区别，一概否认，张元济对待白话与文言的关系方面，也与当时保持着一定的冷静。即使在五四时期，白话文一统天下，他仍安排《国文法草创》在商务出版。

　　商务印书馆还收集整理影印珍贵古籍。例如《百纳本二十四史》共3301卷，分订820册，张元济从1918年起准备工作用了10年，印了8年。

　　在商务编书出书之余，张元济所做的另一件事，就是搜罗旧书，涵芬楼就是1909年张元济专门为收藏古籍善本所建的地方。经过20年谋划，涵芬楼所藏古籍善本甚至超过了当时的国家图书馆。而这些书都是张元济一本一本地收来的。1926年，张元济又提议将商务印书馆藏书楼涵芬楼改名为东方图书馆，对外开放。仅方志就有2640多种，25600多册。据当时统计，每年有三万多人次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