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的三次天津之行(2)

　　二是孙中山自己的亲身体验。一八九二年他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获医学硕士学位之后，本抱着极大热情投入医疗事业，但香港当局以他所在的医校课程没有完全遵照英国的标准为借口，不给予签发出生和死亡证书的权力和其他任何法律上的保护。这样，就使得他只能取得一个相当于普通的中国草药医生的地位。因此，他愤而移往澳门行医。但是澳门当局却又不承认他的文凭学位，竟不准他给葡萄牙人治病，并进而禁止一切药房为他开的药方配药，迫使他只好回到广州开业行医。一八八九年十月，正当他在港、澳行医受到压抑和挫折的时候，李鸿章的那封宣告支持和赞助西医学校的公开信刊载于香港的《德臣西报》上了，这与前者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中国的一个封建大官在对待西医学术和医师的态度上，比起那号称西方文明国家的老爷们竟显得如此开明和通情达理！这是因为在天津的一个英国教会医生麦肯齐（又音译为马根济，即以后为纪念他而改名为“马大夫医院”的那个“马大夫”），治愈了李鸿章的妻子的沉疴之后，李即认为西医非常高明，而赞助不遗余力，随即在天津创办了一所在国内为最早的西医学校“北洋医学堂”。所以，在孙中山刚从医校毕业的时候，他的老师康德黎也曾设法要求李鸿章接见孙中山和其他领取了开业证书的人（〔美〕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丘权政等译），27页、28页、23页、31页），因而孙中山从他自己的亲身体验中，也早就存有李鸿章还不失一位开明而进步的洋务派领袖人物的印象，可以向他“指陈时事，以备刍荛之采。”

　　孙中山对于这次来津上书的准备工作，是非常认真而充分的。他从一八九三年十二月就离开广州回到故乡翠亨村，着手草拟上书稿，以致药店店伙因店主不知去向，只好转请陈少白前去照料店务。迄次年一月中旬，孙中山始携上书初稿回广州，与陈少白商酌修改。二月，偕陆皓东赴上海，走访郑观应。经郑介绍，结识了曾因上书太平天国而被摈于宦途的改良主义者、上海格致书院院长王韬，请其为上书稿作进一步润色，脱稿后全文洋洋八千言。为了打通投见李鸿章的门路，王韬为他介绍了李鸿章幕僚译员罗丰禄，郑观应为他介绍了总理衙门委员徐秋畦，并致函津海关道盛宣怀，请其代为先容，王韬也致函盛，请其设法资送孙中山出洋学习农桑育蚕（据中国资料中心复印《孙中山年谱》英文前言宣称。此函现藏上海市立图书馆）。

　　六月，孙中山偕陆皓东抵天津，通过罗丰禄、徐秋畦投书李鸿章，盛宣怀亦曾函介孙中山往见。书上，结果未获接见，书中主张也未受理睬。

　　李鸿章究竟有没有看过孙中山的上书，或仅草草一阅，即置而不问呢？后来的说法不一。多数人认为，这次上书时间正是中日战争爆发的前一个月，在那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军情紧急时刻，李鸿章对孙中山上书的披阅和对孙中山的接见，是无暇及此的。但邹鲁则说李确曾看过这篇请愿书，而且发给孙一张组织改进农业的学会的许可证（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长沙，1938年）。陈少白、罗家伦则说郑观应曾帮助孙中山搞到一个筹集农学会资金的许可证，抑或这是一张出国旅行的护照（见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南京，1935年；罗家伦：《国父年谱初稿》，台北，1958年）。《孙中山年谱》中也说孙中山后来在十月间从上海出国，也是“郑观应设法代领出国护照的”（广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年谱》，1980年）的。这与此次上书和致函盛宣怀不无关系，亦未可知。这些说法，都只提供存疑。

　　总之，孙中山此次来津上书，除他这《上李傅相书》的全文，曾在是年九、十月份由郑观应赞助教会主办、在上海出版的改良主义刊物《万国公报》第六十九、七十册上连载发表，公之于世以外，可以说是一无所获，失望而归。事实的教育，使他“怃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伦敦蒙难记》，《孙中山全集》第一卷，19页）也就是说，他已真正认识到，须用根本改造来代替局部改良（参见《中国现在和未来》，载《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1959年，第606，619页《革命思想之产生》），中国才能得救。

　　自此，孙中山即南下经由上海远渡重洋，赴美国檀香山组织兴中会，开始了驱除鞑虏、创建民国的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

1912年8月24日，孙中山在天津河北公园演说（图片来源：北方网 葛培林提供）

　　一九一二年　第二次天津之行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八月，孙中山应袁世凯的邀请北上赴京，路经天津，小作勾留。九月间，赴直隶、山西、山东各地考察时，又曾多次来津，这是他的第二次天津之行。

　　此行是孙中山于民国肇建后的首次北上。他缔造共和的丰功伟绩，让位总统的高风亮节，早已深为国人所钦仰，所以所到之处，所受到的隆重接待与热烈欢迎是自不待言的。他这次虽说是为了应邀与大总统共商国家大计，和参加八月下旬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等四个政团合併组成的国民党成立大会而来，但他的主要目的决不在此。他是为了实践自己在本年四月一日辞去总统职务时所作出的“解职不是不理事”，是“实欲以中华民国国民之地位，与四万万国民协力造成中华民国之巩固基础”（《临时政府公报》，第51号，1912年4月1日）的诺言，和他所认为的“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孙中山选集》，93页）的政治主张。他向各界人士多次公开表示：“鄙人从此不厕身政界，专求在社会上作成一种事业”（《民主报》，1912年9月9日，转引自《孙中山年谱》（广东版）），十年不问政治，“集中思想和精力于国家社会实业与商务复兴”，尤其是要“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设”（《在上海与<大陆报>及<民主报>记者谈话》，1912年6月25日，《总理遗教·谈话》第18－19页）。对本党同志则正式表示：只因“不便峻却”，才勉强担任国民党理事长一职，“而与党事则一切不问，纯然放任而已。”他随即委托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全权主持其事。同时，针对宋教仁于组党时为了迁就其他四个政团以废除民生主义为合併的先决条件的要求，而在国民党政纲中仅仅列入“注重民生政策”一事，特专以“民生主义”为题作为成立大会的开幕致词，以示强调自己的这一政治主张。所以，孙中山这时的中心思想，从实质上说，就是一种实业救国的思想，即“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以铁道为急务”，适应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加速中国的现代化，“必驾驱美而上之”的思想。

　　因此，在他解职总统之后到此次北上之前，他就已遍历上海、武汉、福州、广州各地，参观考察了江南制造局、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马尾船政局等新兴工业。他“每有所至，即收其舆图”，以为将来制定开发计划之参考。他先后担任了中华实业银行名誉总董、中华民国铁道协会名誉总理、南京国民捐总会总理以及中国农业促进会、福建银行、民生国计会等组织的名誉职务。这此北上，他自然也要把精力集中在对北方实业经济的考察上。他视察了京榆、津浦、胶济，特别是由中国工程师詹天佑设计修建的京张铁路，参观了山西阳泉煤铁各矿、唐山铁路制造厂、矿务局、启新洋灰公司和开平煤矿。这样，天津就不仅是他必然要驻足逗留的所在，而且也成为他往返中转的要冲。

　　早在一九一二年八月中旬，天津商务总会即接到张锡銮的直隶都督府的通知：“孙中山、黄兴先生于月之十八日未刻由沪乘坐安平轮赴烟台、天津”，责成其预作接待准备。“茶座准备紫竹林招商局码头，公寓在英租界利顺德饭店。”（天津档案馆：《天津档案》，1985年第一期，28页）商务总会随即派访查员苗杏林随时探访报告。

　　孙中山于二十一日由烟台抵天津，黄兴并未同来。先一日，由天津巡警道委派东区总署署长王桂林率同巡官一员、长警一队，前往塘沽迎侯（天津档案馆：《天津档案》，1985年第一期，28页）。孙中山在天津停留三天，曾由同盟会会员廖醒魂约集广东同乡和各界人士，假广东会馆举行欢迎大会，到会八百余人，情绪颇为热烈（《天津“文帮”略记》，《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　65－66页）。二十四日，孙中山离天津抵达北京。

　　九月上旬，孙中山应袁世凯之恳请，致电在南京的黄兴促驾。十日，黄兴偕陈其美由南京抵天津。仍由廖醒魂负责召集，开会欢迎于广东会馆，黄、陈及在津的宋教仁、张继相继发表了演说，听者动容。次日，黄等赴京。

　　九月十一日，袁世凯特授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孙提出要在十年内修筑铁路二十万里的宏伟计划。

　　九月十六日，孙中山由京前往石家庄考察。此时，直隶总督已改任为冯国璋。由天津巡警道特派差遣队队员杨永寿前往护送。孙中山一行的部分随行眷属则于是日由京来津，住利顺德饭店等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