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的三次天津之行(3)

　　九月十九日，天津广东会馆致电山西都督府，请其转陈在太原、阳泉视察的孙中山先生，恭恳他再度来津，以便畅叙乡谊。及得知其来津确讯后，遂会议于二十三日召开欢迎大会，先期登《大公报》、《日日新闻》、《新春秋报》，散发传单，并通电唐山传知各同乡届时与会。二十二日晚六时，孙中山由保定抵天津，在老龙头车站下车。二十三日上午出席了欢迎大会，到会六千余人。

　　二十四日早八点半，孙中山乘火车离津，前往唐山、开平、滦州、榆关等处查验各矿。

　　二十五日七时余，由榆关回到天津。在火车上住宿一夜，时有天津探访局派员值夜，加意护卫。

　　二十六日早五时余，孙中山搭乘津浦火车前往山东济南。

　　上列的这一日程表充分反映了孙中山为了贯彻其实业救国的理想与诺言而仆仆风尘，朝夕栗六，不辞劳瘁的高贵品德与精神。他此行归去，益信“中国当成为统一独立与兴盛之国家”，“中国统一方能自存也，一旦统一，兴盛，则中国将列于世界大国之林，不复受各国欺侮与宰割”，“中国亦将自行投入实业漩涡中，实业主义行于我国必矣！”“中华民族为一伟大的民族，必能完成伟大的事业。”（《中国铁路计划与民生主义》，1912年10月10日，《孙中山选集》第二卷，492页）

　　当然，在当时的那种历史条件下，他的这一良好、远大的愿望，是终为事实所破灭的。

1924年12月4日，孙中山与欢迎者在天津张园（图片来源：北方网 葛培林提供）

　　一九二四年　第三次天津之行

　　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孙中山应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之邀请，北上共商国事，抵达天津。这是他的第三次天津之行。

　　这次是一位高举着扫除军阀、推倒帝国主义的民主主义革命旗帜，肩负着全国民众的喁喁之望的伟大革命家的莅止，也是他生命最后三四个月内的短暂驻足。因而这在天津史册上给人们留下了最值得怀念的珍贵一页。

　　一九二四年是我国近代史上极不平常的一年。一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参与下，改组了中国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革命形势大为改观。九月，声讨直系军阀、发表《北伐宣言》，向江西进军。在此时期，北洋政局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九月，继江浙之战卢永祥败绩之后，又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十月二十三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直系倒台，奉军入关南下。十一月，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

　　孙中山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应段、张、冯之邀，为改造时局，共筹统一建设之方略，而决定北上的。十一月十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重申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的政治主张，提出了召开国民会议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政治主张。十三日，离粤赴沪。二十一日，离沪乘日轮“上海丸”取道日本转赴天津。

　　天津人民听到孙中山先生北上来津的消息，群情十分振奋当时的天津中共地委负责人、同时也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与直隶省党部负责人的于方舟与江浩同志，即以国民党省党部公开名义，四出联络。筹备欢迎孙中山先生的盛大活动。十一月二十二日，首先联系到著名教育界人士马千里，请其出面发起组织天津市民欢迎孙中山先生筹备处，并登报启事，发动工、商、农、学各界人士参加。二十四日，筹备处在直隶省教育会内正式宣告成立，有安幸生领导的天津反帝大同盟、邓颖超领导的学术讲演会等三十余团体参加。

　　北洋官方对欢迎接待工作，也做了充分的准备。段祺瑞派其亲信幕僚，两个月前曾衔命赴韶关谒见过孙中山，陈述共讨曹吴大计的许世英为总代表；张作霖派总参议杨宇霆为代表，冯玉祥派参谋长熊斌为代表，提前来津进行筹备工作，并与先期来津打前站迎侯的国民党人汪兆铭、徐谦、张继、王法勤等人进行联系；直隶省长兼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特从其差遣队中挑选了彪形大汉的警士十人，充当孙中山的临时卫士。同时，通知驻津各国领事，届时派军乐队参加欢迎。

　　孙中山于十一月三十日由神户搭日轮“北岭丸”启航，十二月四日到达天津法租界大阪码头（今承德道东头）――一说为美昌码头（今赤峰道东头），两码头密迩相邻，当时可能已联成一片。随同抵达者，有夫人宋庆龄与李烈钧、戴季陶等人。是日，中共天津地委以国民党省、市党部名义，通过筹备处，发动和组织了天津五十多个团体的工人、学生、市民数万人热烈欢迎。码头上人群簇拥，军乐齐鸣，欢声雷动。在孙先生与随从人员乘汽车从码头经法租界梨栈大街、日租界旭日街到宫岛街张园（今鞍山道67号）行馆途中，沿街商民夹道欢呼、鸣放鞭炮，盛况为天津城从来少见。

　　据《孙中山年谱》记载，孙中山于抵津当日下午驰车赴河北曹家花园拜访了当时正在天津的张作霖。但有的著述则说是抵津后的第二天，即五日，如《李烈钧自传》。李烈钧与孙中山同道来津，并且亲自参与孙中山对张作霖的访问。李对这次会见的戏剧性场面，所述甚详，使当时的音容情景，跃然纸上。他是这样记述的：

　　“在日小作勾留，复乘日轮赴天津，张学良领导各界迎接。余等请总理往晤张作霖，总理然之，立命汪兆铭作通知书。余谓刘邦会项羽于鸿门，得张良与樊哙同行乃无恙，今兹先生访雨亭，似宜有随从者，以何人为当？总理即命汪兆铭、邵元冲、孙科及余随行。次日分乘两汽车及随从副官一汽车前往，作霖知总理将至，警戒甚为严密。既至，学良出面迎接。总理与同行诸人，下车入客室，久之始见一短小而体瘦者出，踞上座，意气傲岸，旁若无人。坐既定，宾主默然无一言，因总理未先接谈，同行诸人，皆不便启齿也。总理乃曰：‘昨日抵埠，承派军警迎接，盛意可感，特来申谢。’又云：‘此次奉直之战，赖贵军之力，击破吴佩孚，实可为奉军贺。’作霖答曰：‘自家人打自家人，何足为贺。’言次呈不悦状，余目睹同人诸友，均无一言。余乃起立，向总理与作霖点首为礼，并谓‘事虽如此，若不将国家之障碍，如吴子玉诸人者铲除，则欲求国家之进步与人民之幸福，终属无望。总理孙公之贺，实有价值，亦唯公能当之也。’作霖乃大笑。总理徐徐曰：‘协和之言是也，自民国成立以来，得我之贺词者，亦唯雨亭兄一人耳。’语至此满座皆欢，作霖举杯请茶，总理与之握手，兴辞而出。”（《随孙中山北上纪实》，《人物》1985年第三期）

　　天津各界人士原定在四日当晚，在法租界国民饭店欢宴孙先生一行。法工部局先是不准，后经交涉获允，时已到九点。孙先生因病，特派汪兆铭、孙科代表参加，并致谢意。

　　五日，马千里、邓颖超、宋则久、李仲吟、宋朝义等人代表天津各界人民去张园探问病情，由汪兆铭接见答谢。同日，国民党省、市党部联合散发大量传单，号召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打倒军阀，统一祖国；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家大事。中共天津地委还组织党、团员到工厂、学校与繁华市衢讲演，宣传民主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等主张。

　　八日，孙中山在天津发表谈话，指出“国民革命运动之志望，乃在为人民之利益而谋中国之自由与独立。”“十三年来，军阀与帝国主义者之联结，是实现上述目的的与志望的主要障碍，此项障碍当打破之。”“倘使革命事业为中国国民发展之原动力而告完成，则毒恶相等之军阀与帝国主义，必被毁灭而无疑。”“吾人为应付此项新的时局，仅欲谋吾人最小纲领之实现，”即“应准许人民就自己之需要，而公决一切……召集国民会议”，以“谋国家之统一与重新建设。”（1924年12月8日、9日天津《益世报》）

　　十八日，孙中山接见段祺瑞代表许世英、叶恭绰，对段新近发表的“外崇国信”的声明，痛加驳斥，重申“我今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来，你们如此怕外国人，还要欢迎我来作甚？”（黄昌谷，《孙中山先生北上与逝世后的详情》，上海民智书局1926年版）

　　在孙中山的伟大号召鼓舞下，天津各界人士开展了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筹备活动。经过于方舟、江浩的领导发动，十八日举行了欢迎孙中山的大会，到会的除国民党省党部的于、江二人外，还有国民党市党部的史汉清、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崔物齐，反帝大国盟的安幸生，学术讲演会的邓颖超等五十个团体的代表。会上同时发起成立天津国民会议促成会，当场签名加入者，有马千里、时子周、宋则久、鲁嗣香、商会会长卞月庭、直隶法政专门学校教员王南复、裕元纱厂总工程师张万里、印刷工会陶卓然、平民夜校宋朝义、农民代表李凤和和天津第一师范学校学生辛璞田、吕职人等，使天津的革命声势空前高涨，吓坏了帝国主义者和军阀政府。法国驻津领事竟公开出面干涉，提出不许孙中山在租界内发表政治性的演说。英租界当局还非法搜查了义庆里四十号的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并派出巡捕干涉讲演队的活动。

　　二十四日，段祺瑞政府不顾全国舆论的反对，公布了所谓《善后会议条例》，规定凡属讨伐曹、吴有功的各省最高首领与各省区、蒙、藏、青海军民长官，即北洋军阀原班人马，均可作为会议代表，企图拉出某些上层名流装点门面，以抵制孙中山所提出的包括各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联、工会、农会与反曹吴各军、各政党参加的国民会议的合理主张。孙中山颇为气愤，遂于二十六日由天津发出通电，严辞反对与遣责。全国舆论大哗。与全国各地国民会议促成运动蓬勃开展的同时，天津于二十二日首先成立了由邓颖超为主席的天津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二十七日，天津各界人士组成的国民会议促成会也相继宣告成立。

　　由于北京各界人士的一再敦请，孙中山先生于十二月三十一日扶病赴京。以于方舟、江浩、马千里等人为代表的天津各界人民，在东站举行了欢送会。孙中山这次小住二十七天的第三次天津之行，给天津人民留下了永难磨灭的美好记忆与深刻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