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文藻革命纪略

辛亥革命网 2018-05-09 13:51 来源:大理州政协 作者:大理州政协 查看:

崔文藻,字戟勋,一字采芹,别号铁峰道人,汉族。文藻和他的三弟文英,先后参加了辛亥革命。文英相传曾在滇军中任过连、营、梯团长、中将参谋长等职,后因反唐为唐继尧杀害。

  一、革命事迹

  崔文藻,字戟勋,一字采芹,别号铁峰道人,汉族。清光绪七年(1881年),生于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原蒙化县)大仓公社永福大队马房厂村的农民家庭。文藻和他的三弟文英,先后参加了辛亥革命。文英相传曾在滇军中任过连、营、梯团长、中将参谋长等职,后因反唐为唐继尧杀害。

  崔文藻自幼聪明伶俐,记忆力很强。有过目不忘的传说。他读书很勤奋,领悟问题也较快。每习诗书,孜孜不倦。因此,不但他的祖父崔瑜对他很器重,而且凡教授过他的老师,都非常喜爱他,夸奖他“聪明过人”、“有抱负”、“将来前程无量”。十一二岁时,他祖父就亲自教授他诵读一些历史名人的格言、诗歌,如朱伯庐的《治家格言》、杜甫的诗、文天祥的《正气歌》、岳飞的《满江红》等等。他祖父常常对他说:“人贵自立,这是做人必须树立的志气,只能依赖别人的人,是没有什么出息的”。当文藻慢慢懂得事理的时候,崔瑜常讲给他我国历史上的一些民族英雄的故事。文藻在县城读书时,他的老师刘举(字钜卿),对他也很钟爱,格外关注。有一次,刘先生找他个别谈话,很恳切地对他说:“一个人要学好一门学问,首先必须树立做人的品德,自古以来的英雄志士,都以讲气节为先。当你学好了之后,不要辜负了你生来的天赋”。听到这里,他立即很恭敬地站立起来向刘老师请教说:“请刘老师教我,什么是‘天赋’?因为我还不懂得‘天赋’二字的重要含意”。刘先生听了很高兴,让他坐下,微笑着对他解释说:“天赋两字,从广义上讲,指的是当一个国民的‘天职’,比如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所谓这个责任,就是国民对自己国家应尽的‘天职’。从你个人而言,我觉得你比其他的同学聪明,这种智慧是你生来就秉赋的,也就是天赋予的”。谈到这里,刘先生语重心长地期望他道:“任何人读书,都为了致用。但是人的一生,是有限的,如果庸庸碌碌而过,不为华胄子孙造福,徒将天生的聪明才智埋没了,那也就等于他没有尽到对国家应尽的义务,更谈不上作为一个国民对祖国应尽的天职了”。崔文藻心领神会。从此,他读书更专心致志了。

  崔文藻在15岁以前,因家居农村,到外读小学比较困难,除他祖父对他启蒙教导外,也聘请外地老师,来家里教他一些小学的课程,并读《四书》、《五经》,但是不学“八股”。到15岁时,他们全家都支持他到巍山县城读书。于是他挑了行李和书箱,到县城的“文华书院”读旧制高等小学。1902年春天,文藻考入该书院改办的旧制中学。那年,他已21岁。读了两年后,到1904年冬,他被编入简易师范科学习,于1905年冬毕业。由于成绩优异,由县上保送他到昆明入高等学校(相当于高中)。在这期间,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3年后他毕业了,但毕业文凭尚待提学使核发。在未颁发毕业文凭之前,他仍留校补习自学。1909年冬,清政府陆军部派员到昆明调考军医学生。崔文藻参加调考,考试结果,他被选录,前往天津学习。但未毕业,就于1911年10月下旬,辞学离校,投身于“辛亥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

  崔文藻在清光绪三十四年(1909年),未报考军医学校之前,也就是在昆明高等学校毕业后尚住校期间,顺应父母之命,返家与邻村麻姑冲的农家妇女郑氏结婚。婚后一星期,即重返昆明,北上天津。自此以后,因奔走革命,就从未回过家乡。

  崔文藻秉性忠厚耿直,思想开朗,文雅老成,居家孝友,重礼节,对人极讲信用,见义勇为,且肯帮助别人。因为他具有这些美德,乡里亲朋都很敬佩他,例如:他在县城读书时,与南正街的张合交情甚厚,(张合,字遇庵,入过云南省体操学校,在本县任过督学、教员,为人忠直,解放后仍然热心地方文化建设事业,历任县人大常委,1973年病故。)张因清贫缺住房,崔文藻在参加革命后,曾接济款项,支持张合建盖了一座新居。到后来崔文藻在广州遇难后,张合一直挂念于怀,常常向人们介绍崔的为人及其革命事略,对崔君之死,异常痛惜。崔文藻还与石屏县的袁嘉谷,张寿山、戴永萃也很交好,袁嘉谷特意写了杜牧的诗(四幅行书字、一副对联)赠送给他作纪念。抗日战争时期,张寿山的弟弟张嘉桂,到巍山任税务总局局长时,以及戴永萃到巍山任县长时,均先后亲往崔家拜访其家属。戴永萃还邀请了崔文藻的子侄到县衙里住了几天,热情款待。崔文藻在巍山文华书院读旧制中学转入师范科学习期间,有人把从缅甸运入的《民报》、《服报》,以及一些清王朝的所谓“禁书”暗暗在巍山地区出售,崔见到就私下购了一些,暗自阅读。这些报刊宣传的革命思想,对他教育很大。从此,他经常揭露清政府对内残酷压迫人民,对外卖国的种种罪行;自发地在同学中间宣传革命党人的政治纲领、口号、三民主义等,但是,当时的云南,地处边陲,交通不便,加以清庭对革命消息严加封锁,对革命书刊严禁发行。所以,讲自由平等,谈博爱进步,议论革命的风气,只处于萌芽状态。而巍山远离全省政治、文化中心,守旧的情况,那更不待言了。所以,崔文藻虽然敢于鼓吹宣传,但是赞成他的观点的人,只占极少数,而绝大多数同学,认为他的宣传是“异端邪学”,有的指责他是“狂妄”,有人说他是“离经叛道”。可是,崔文藻面对这种现实,并不灰心,他既不去计较别人的流言蜚语,也不考虑众多的指责,他耐心宣传,反复和同学谈革命之事,他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实在令人钦佩!

  另外,崔文藻在昆明读高等学校期间,云南的总督名叫锡良(后调任热河省都督),是满族人,为人十分奸狡、残暴。由于那时昆明地区的革命活动己日益开展,故锡良对革命党人,缉捕甚严。这种暴政,激起了革命党人的极大愤懑,其中有王丕和、张寿山(石屏县人)、苏绍仪三人密谋刺杀锡良。不料被省巡警总稽查沈宗复侦到一些线索,他假装进步,同情革命,和王、张、苏三人结交朋友;相机刺探情况。王丕和等三人,缺乏革命的经验和警惕性,被沈花言巧语所迷惑,竞将计划泄漏给他。沈探得实情后,就去密报锡良,以致王丕和等三人,即遭诱擒。这三位同志,是崔文藻在昆结识的好朋友,为此,他不得不暂避风头,向该校校长叶翰章申请退学,准备另往外地活动。当该校校长把崔退学的事禀报给省提学使叶尔凯时,他们怀疑崔有异谋,除不准他退学外,并扣发他两次的毕业文凭。就在这时,孙中山派遣杨振鸿到昆明,暗中在学院坡设立了同盟会,发展组织,接纳党人。崔文藻找到了梦寐以求的革命组织,签名加入了同盟会。自此,他与外埠革命党人,时有联系,积极地进行革命活动。不久,云南有七个“府”发生了矿产纠纷,清政府懦弱无能,向法帝国主义妥协。崔文藻对此极为气愤,就向滇督提出书面质询,争之甚力。他这种举动,遭到了滇督的忌恨,被抓了起来,关禁在监狱内。直到清庭与法人交涉结束后,才将他释放出狱。

  前面已经谈到,崔文藻在1909年考入了清政府陆军部在天津办的军医学校,他于是年冬天,由昆明取道越南、香港,经上海而往天津。沿途他看到了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欺侮、压迫、剥削,感到痛心疾首。他写有日记一本,皆伤心慨世之语。凡读过他的日记的人,无不感动愤慨。崔经常对同学们说:“我们国家,如果不从速革命,一定要步印度,安南(即越南)、缅甸之后尘”。他在天津军医学校肄业期间,每天除了到课堂读书外,在课余时,一方面仍坚持革命宣传,一方面大量购买各种革命书籍以及东西方各国的英雄列传,私下细心阅读。他对西方的拿破仑、华盛顿这两个人物比较崇拜。凡有关革命运动的介绍,改良社会的学术,他无不细心研究。

  公元1911年10月10日,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爆发了。大部分省份,均先后响应起义,宣布独立。革命洪流,席卷全国。崔文藻激动地向革命同志及同学们说:“这是我们四万万同胞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也是革命志士和爱国同胞舍身救国的良好时机,我决心不上学了,我要参加革命军队,誓死救国。”于是,他在1911年10月下旬,退学离校,到处集会演说鼓吹革命,计划在北方响应民军。

  当汪精卫出狱后,同盟会派他带了革命党人李时珍到天津,与崔文藻联合,并与黄以镛、孙炳文、易昌戢、魏尧、赵铁桥、甄元熙,罗树勋(字纬章)、陈宪门等组织了京津同盟会。大家因崔学过军医医术,共推选他为会内军医科科长。他在负责军医科期间,对工作勤恳负责,谨慎办事。不久,有吕超从上海陈其美处带着一些革命的活动经费,来到天津联络,共商在北方起义的大计。崔文藻自告奋勇,愿担重任,他邀约了在津的党人刘正雅、王法勤、白雅雨、王葆贞、边洁清、周予觉、凤迪鸣、杨发春、刘应福(字祉村)、邵崇荣、谭兆熊等,与吕超组织了一个军事部。为了安全计,这个军事部设立在天津法国租界内的贵和里,作为运动清政府北方军队之机关。崔文藻首先南联吴禄贞,请他出兵三路,一出石家庄,以阻止允升(陕西省的总督)东下,一路出黄河桥,以拒清南下之兵,使不得回顾北京,一路出丰台,直捣北京。中联张绍曾,请他出奇兵以灭张怀芝(山东总督)的巡防,据天津切断山东方面的援军,并要张绍曾分兵去占据秦皇岛,使北伐的民军北上时便于登陆。东联蓝天蔚(奉天都督,已加入同盟会),据守山海关,以截住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进军,并切断清廷的后路。又派杨裕文、何福昌、杨必慎、朱育善几位革命党人,去热河口外的各军事要地,联络汉兵,以牵制热河都督锡良,使他不能南下“勤王”。又从清廷内部,分化联络一些禁卫军士,作为举事的内应。另外,又派员从上海搬运手枪、炸弹等武器。经军事部成员共同苦心经营,密谋策划,诸事进行得很顺利,只待约期大举。不料,他们的这些计划和部署,被汉奸向清廷报密。清政府立即采取了一些紧急措施。一方面派人刺杀吴禄贞于石家庄,又解除了张绍曾的兵权,另方面,调兵遣将,加强防卫。而蓝天蔚又因要事去奉天。上述的所有计划,都成了泡影。

  崔文藻遇到了这种挫折,并不灰心,又和在天津的党人商议,打算使滦州独立。大家也赞成这一计划,便组织了一支民军,去攻打滦州,与那里的清军血战。结果因为众寡不敌,只好率军撤退,分散整顿,另待时机。在此期间,崔又与军事部的部分党人,暗下潜往北京,动员了一些人力车伕,参与革命行动。这些车伕,都是贫苦大众,长期受清政府“达官贵族”的欺凌、压迫、剥削,恨透了清廷的统治,一经革命党人晓以大义,他们都积极参加革命。原计划是让这些车伕在夜间到处举火,以乱清廷,但由于不慎在北京东华门外遗失部分引火工具,被巡警发觉,大肆搜捕,被抓的车伕竟有数十人遭到惨无人道的活埋。自此以后,北京城里城外,兵警巡防更严,一时间没有下手的机会。尽管如此,崔文藻的革命意志毫不动摇。他的战友魏尧,在崔君革命纪略里这样写道:“崔君于金戈铁马之际,冰天雪地之中,奔走运动历四月,出生入死,犯难冒险,虽历遭挫折,而其志未尝或移。”这些评语,确是说得恰如其分,丝毫也没有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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