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文藻革命纪略

　　一、革命事迹

　　崔文藻，字戟勋，一字采芹，别号铁峰道人，汉族。清光绪七年（1881年），生于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原蒙化县）大仓公社永福大队马房厂村的农民家庭。文藻和他的三弟文英，先后参加了辛亥革命。文英相传曾在滇军中任过连、营、梯团长、中将参谋长等职，后因反唐为唐继尧杀害。

　　崔文藻自幼聪明伶俐，记忆力很强。有过目不忘的传说。他读书很勤奋，领悟问题也较快。每习诗书，孜孜不倦。因此，不但他的祖父崔瑜对他很器重，而且凡教授过他的老师，都非常喜爱他，夸奖他“聪明过人”、“有抱负”、“将来前程无量”。十一二岁时，他祖父就亲自教授他诵读一些历史名人的格言、诗歌，如朱伯庐的《治家格言》、杜甫的诗、文天祥的《正气歌》、岳飞的《满江红》等等。他祖父常常对他说：“人贵自立，这是做人必须树立的志气，只能依赖别人的人，是没有什么出息的”。当文藻慢慢懂得事理的时候，崔瑜常讲给他我国历史上的一些民族英雄的故事。文藻在县城读书时，他的老师刘举（字钜卿），对他也很钟爱，格外关注。有一次，刘先生找他个别谈话，很恳切地对他说：“一个人要学好一门学问，首先必须树立做人的品德，自古以来的英雄志士，都以讲气节为先。当你学好了之后，不要辜负了你生来的天赋”。听到这里，他立即很恭敬地站立起来向刘老师请教说：“请刘老师教我，什么是‘天赋’？因为我还不懂得‘天赋’二字的重要含意”。刘先生听了很高兴，让他坐下，微笑着对他解释说：“天赋两字，从广义上讲，指的是当一个国民的‘天职’，比如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所谓这个责任，就是国民对自己国家应尽的‘天职’。从你个人而言，我觉得你比其他的同学聪明，这种智慧是你生来就秉赋的，也就是天赋予的”。谈到这里，刘先生语重心长地期望他道：“任何人读书，都为了致用。但是人的一生，是有限的，如果庸庸碌碌而过，不为华胄子孙造福，徒将天生的聪明才智埋没了，那也就等于他没有尽到对国家应尽的义务，更谈不上作为一个国民对祖国应尽的天职了”。崔文藻心领神会。从此，他读书更专心致志了。

　　崔文藻在15岁以前，因家居农村，到外读小学比较困难，除他祖父对他启蒙教导外，也聘请外地老师，来家里教他一些小学的课程，并读《四书》、《五经》，但是不学“八股”。到15岁时，他们全家都支持他到巍山县城读书。于是他挑了行李和书箱，到县城的“文华书院”读旧制高等小学。1902年春天，文藻考入该书院改办的旧制中学。那年，他已21岁。读了两年后，到1904年冬，他被编入简易师范科学习，于1905年冬毕业。由于成绩优异，由县上保送他到昆明入高等学校（相当于高中）。在这期间，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3年后他毕业了，但毕业文凭尚待提学使核发。在未颁发毕业文凭之前，他仍留校补习自学。1909年冬，清政府陆军部派员到昆明调考军医学生。崔文藻参加调考，考试结果，他被选录，前往天津学习。但未毕业，就于1911年10月下旬，辞学离校，投身于“辛亥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

　　崔文藻在清光绪三十四年（1909年），未报考军医学校之前，也就是在昆明高等学校毕业后尚住校期间，顺应父母之命，返家与邻村麻姑冲的农家妇女郑氏结婚。婚后一星期，即重返昆明，北上天津。自此以后，因奔走革命，就从未回过家乡。

　　崔文藻秉性忠厚耿直，思想开朗，文雅老成，居家孝友，重礼节，对人极讲信用，见义勇为，且肯帮助别人。因为他具有这些美德，乡里亲朋都很敬佩他，例如：他在县城读书时，与南正街的张合交情甚厚，（张合，字遇庵，入过云南省体操学校，在本县任过督学、教员，为人忠直，解放后仍然热心地方文化建设事业，历任县人大常委，1973年病故。）张因清贫缺住房，崔文藻在参加革命后，曾接济款项，支持张合建盖了一座新居。到后来崔文藻在广州遇难后，张合一直挂念于怀，常常向人们介绍崔的为人及其革命事略，对崔君之死，异常痛惜。崔文藻还与石屏县的袁嘉谷，张寿山、戴永萃也很交好，袁嘉谷特意写了杜牧的诗（四幅行书字、一副对联）赠送给他作纪念。抗日战争时期，张寿山的弟弟张嘉桂，到巍山任税务总局局长时，以及戴永萃到巍山任县长时，均先后亲往崔家拜访其家属。戴永萃还邀请了崔文藻的子侄到县衙里住了几天，热情款待。崔文藻在巍山文华书院读旧制中学转入师范科学习期间，有人把从缅甸运入的《民报》、《服报》，以及一些清王朝的所谓“禁书”暗暗在巍山地区出售，崔见到就私下购了一些，暗自阅读。这些报刊宣传的革命思想，对他教育很大。从此，他经常揭露清政府对内残酷压迫人民，对外卖国的种种罪行；自发地在同学中间宣传革命党人的政治纲领、口号、三民主义等，但是，当时的云南，地处边陲，交通不便，加以清庭对革命消息严加封锁，对革命书刊严禁发行。所以，讲自由平等，谈博爱进步，议论革命的风气，只处于萌芽状态。而巍山远离全省政治、文化中心，守旧的情况，那更不待言了。所以，崔文藻虽然敢于鼓吹宣传，但是赞成他的观点的人，只占极少数，而绝大多数同学，认为他的宣传是“异端邪学”，有的指责他是“狂妄”，有人说他是“离经叛道”。可是，崔文藻面对这种现实，并不灰心，他既不去计较别人的流言蜚语，也不考虑众多的指责，他耐心宣传，反复和同学谈革命之事，他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实在令人钦佩！

　　另外，崔文藻在昆明读高等学校期间，云南的总督名叫锡良（后调任热河省都督），是满族人，为人十分奸狡、残暴。由于那时昆明地区的革命活动己日益开展，故锡良对革命党人，缉捕甚严。这种暴政，激起了革命党人的极大愤懑，其中有王丕和、张寿山（石屏县人）、苏绍仪三人密谋刺杀锡良。不料被省巡警总稽查沈宗复侦到一些线索，他假装进步，同情革命，和王、张、苏三人结交朋友；相机刺探情况。王丕和等三人，缺乏革命的经验和警惕性，被沈花言巧语所迷惑，竞将计划泄漏给他。沈探得实情后，就去密报锡良，以致王丕和等三人，即遭诱擒。这三位同志，是崔文藻在昆结识的好朋友，为此，他不得不暂避风头，向该校校长叶翰章申请退学，准备另往外地活动。当该校校长把崔退学的事禀报给省提学使叶尔凯时，他们怀疑崔有异谋，除不准他退学外，并扣发他两次的毕业文凭。就在这时，孙中山派遣杨振鸿到昆明，暗中在学院坡设立了同盟会，发展组织，接纳党人。崔文藻找到了梦寐以求的革命组织，签名加入了同盟会。自此，他与外埠革命党人，时有联系，积极地进行革命活动。不久，云南有七个“府”发生了矿产纠纷，清政府懦弱无能，向法帝国主义妥协。崔文藻对此极为气愤，就向滇督提出书面质询，争之甚力。他这种举动，遭到了滇督的忌恨，被抓了起来，关禁在监狱内。直到清庭与法人交涉结束后，才将他释放出狱。

　　前面已经谈到，崔文藻在1909年考入了清政府陆军部在天津办的军医学校，他于是年冬天，由昆明取道越南、香港，经上海而往天津。沿途他看到了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欺侮、压迫、剥削，感到痛心疾首。他写有日记一本，皆伤心慨世之语。凡读过他的日记的人，无不感动愤慨。崔经常对同学们说：“我们国家，如果不从速革命，一定要步印度，安南（即越南）、缅甸之后尘”。他在天津军医学校肄业期间，每天除了到课堂读书外，在课余时，一方面仍坚持革命宣传，一方面大量购买各种革命书籍以及东西方各国的英雄列传，私下细心阅读。他对西方的拿破仑、华盛顿这两个人物比较崇拜。凡有关革命运动的介绍，改良社会的学术，他无不细心研究。

　　公元1911年10月10日，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爆发了。大部分省份，均先后响应起义，宣布独立。革命洪流，席卷全国。崔文藻激动地向革命同志及同学们说：“这是我们四万万同胞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也是革命志士和爱国同胞舍身救国的良好时机，我决心不上学了，我要参加革命军队，誓死救国。”于是，他在1911年10月下旬，退学离校，到处集会演说鼓吹革命，计划在北方响应民军。

　　当汪精卫出狱后，同盟会派他带了革命党人李时珍到天津，与崔文藻联合，并与黄以镛、孙炳文、易昌戢、魏尧、赵铁桥、甄元熙，罗树勋（字纬章）、陈宪门等组织了京津同盟会。大家因崔学过军医医术，共推选他为会内军医科科长。他在负责军医科期间，对工作勤恳负责，谨慎办事。不久，有吕超从上海陈其美处带着一些革命的活动经费，来到天津联络，共商在北方起义的大计。崔文藻自告奋勇，愿担重任，他邀约了在津的党人刘正雅、王法勤、白雅雨、王葆贞、边洁清、周予觉、凤迪鸣、杨发春、刘应福（字祉村）、邵崇荣、谭兆熊等，与吕超组织了一个军事部。为了安全计，这个军事部设立在天津法国租界内的贵和里，作为运动清政府北方军队之机关。崔文藻首先南联吴禄贞，请他出兵三路，一出石家庄，以阻止允升（陕西省的总督）东下，一路出黄河桥，以拒清南下之兵，使不得回顾北京，一路出丰台，直捣北京。中联张绍曾，请他出奇兵以灭张怀芝（山东总督）的巡防，据天津切断山东方面的援军，并要张绍曾分兵去占据秦皇岛，使北伐的民军北上时便于登陆。东联蓝天蔚（奉天都督，已加入同盟会），据守山海关，以截住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进军，并切断清廷的后路。又派杨裕文、何福昌、杨必慎、朱育善几位革命党人，去热河口外的各军事要地，联络汉兵，以牵制热河都督锡良，使他不能南下“勤王”。又从清廷内部，分化联络一些禁卫军士，作为举事的内应。另外，又派员从上海搬运手枪、炸弹等武器。经军事部成员共同苦心经营，密谋策划，诸事进行得很顺利，只待约期大举。不料，他们的这些计划和部署，被汉奸向清廷报密。清政府立即采取了一些紧急措施。一方面派人刺杀吴禄贞于石家庄，又解除了张绍曾的兵权，另方面，调兵遣将，加强防卫。而蓝天蔚又因要事去奉天。上述的所有计划，都成了泡影。

　　崔文藻遇到了这种挫折，并不灰心，又和在天津的党人商议，打算使滦州独立。大家也赞成这一计划，便组织了一支民军，去攻打滦州，与那里的清军血战。结果因为众寡不敌，只好率军撤退，分散整顿，另待时机。在此期间，崔又与军事部的部分党人，暗下潜往北京，动员了一些人力车伕，参与革命行动。这些车伕，都是贫苦大众，长期受清政府“达官贵族”的欺凌、压迫、剥削，恨透了清廷的统治，一经革命党人晓以大义，他们都积极参加革命。原计划是让这些车伕在夜间到处举火，以乱清廷，但由于不慎在北京东华门外遗失部分引火工具，被巡警发觉，大肆搜捕，被抓的车伕竟有数十人遭到惨无人道的活埋。自此以后，北京城里城外，兵警巡防更严，一时间没有下手的机会。尽管如此，崔文藻的革命意志毫不动摇。他的战友魏尧，在崔君革命纪略里这样写道：“崔君于金戈铁马之际，冰天雪地之中，奔走运动历四月，出生入死，犯难冒险，虽历遭挫折，而其志未尝或移。”这些评语，确是说得恰如其分，丝毫也没有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