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东护法军颠末——兼以纪念董必武入川护法一百周年(2)
辛亥革命网 2017-07-14 09:03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余品绶 张路 查看：
由于资料缺乏，有关董必武在蔡部工作的细节，至今不详。只知1919年1月中旬，董必武尚在万县为鄂西靖国军筹备粮饷，不料，当月下旬，蔡济民将军竟惨遭靖国军内杨春芳和唐克明两叛将杀害，蔡部瓦解。董必武赶回利川，受靖国军部分将士重托为蔡昭雪，途经武汉，疾趋上海，极力向各方申诉呼号，但却长期“不得结果。董必武感慨万千，开始思考探索着新的革命方法和道路。”【5】这是后话。
许多历史真相，由于史料缺乏，至今不为人知，这实在是莫大的遗憾。于是，我们由余祖言《送董必武入蜀》一诗，联想到了“董必武与诗”这一课题，不妨赘言一二，以见先行者赋诗言志、以诗记史，后来者藉诗探史、以诗证史，皆为“题中应有之义”也。
有研究者指出，董必武是中共革命老前辈中“创作诗歌数量最多的一位”，终其一生，共写了一千三百多首。不过，在此次入蜀前，亦即1917年“三十二岁以前，董必武作诗不多，传世的主要是抄在家信里的一首:‘重违庭训走天涯，不为功名不为家。旋转干坤终有日，神州开遍自由花。’”【6】董老的长子良羽先生说，这是董必武1916年再次离家出走，重投革命时给他四叔留下的一首七绝。投身辛亥革命，就是董必武“走天涯”的第一个决定性的行动。
正是这1917年夏秋之交，在宜昌停留后，“改乘木船进入三峡”时，董必武“身边带有《杜诗镜铨》、《剑南诗稿》随时阅读。两岸景色和逆水行舟的险阻，激发起他们对国家和个人前途的感慨与希望之情，互相吟诗唱和。从此，喜好作诗。”【7】
再往细里说，研究者进一步指出，“董必武喜欢杜甫（712—770）的诗。由于杜甫把律诗从前人手中的文字游戏变成抒发自己政治抱负的载体，为后人从事政治题材的诗歌创作奠定了基础。董必武的作品就体现了这个影响。”【8】
余祖言《送董必武入蜀》末二句“若到锦官丞相祠，为报古柏几新枝”， 典出正是杜甫的七律《蜀相》【9】。
无疑，董必武1917年“入蜀护法”，牵引出了“从此喜好作诗”这一似迟而实不迟的转变，对于他本人的旨趣修养、对于他后来的革命工作、以及后人对于他生平的研究，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我们相信，“诗史互证”的路子，一定会越走越宽阔。
余祖言送董、姚二人乘上了入蜀的“大型木船”后，自己也迅即秘密赶回了麻城。
二，余祖言与鄂东护法活动
余祖言风尘仆仆赶回麻城东乡后，立即与余万卿、朱亚藩（湖南人，生卒年不详，早年即来武昌，追随刘公仲文先生，系共进会老会员）、商弻清（麻城丁家坳人）、余远声等人周密策划，积极准备，他们计划以鄂、豫、皖三省边界地区（其中英山县当时隶属安徽省）为主要活动范围，而中心点则定在麻城木樨河、涂家坳、高庙、袁家冲一带。部队番号取名为“鄂东护法军”。
经过充分研究，余祖言他们确定了鄂东护法军的主要领导成员:
司 令：余万卿。
副司令：朱亚藩。
参谋长：商弻清。
参 谋：余远声。
下编四个支队：
第一支队队长：涂先觉。
第二支队队长：余梦成。
第三支队队长：袁质斌。
第四支队队长：商弼清（兼），实际由余传忠代。
在鄂东护法军中，余祖言虽然名义上不担任具体的军职，但实际上却是这支小部队的精神领袖和战略上的最后把关者。
这是基于余祖言的身份和经历等方面的原因所决定的：
一、他年岁最长，且为该军中多人的堂（族）叔或堂（族）兄；
二、他是余万卿、余远声的兄长兼老师；
三、他对鄂东、皖西以及豫南的地理地形素有考察和研究；
四、在鄂、豫、皖三省交界方圆数百里内，他有着较为广泛的人脉。尤其是在鄂东“黄州府”的文化人和乡绅之中，从三十年前科试相识起，到后来各自在地方上办教育、声息相通，再到留日时的交往，而特别是经过了武昌起义前后的比肩奋斗，用今天的话说，逐步建立起了“关系网”。
而这些都是作为一支农村“造反”的部队不可或缺的重要软实力。所以，余祖言不仅在起兵的思想道义上指导着这支部队，而且在扩大队伍以及获得地方支持援助上，也都有着他人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辛亥首义”与“护法运动”，一脉相承。六年前，辛亥腊月，刘仲文先生出任北伐左翼军总司令官兼河南安抚使，余祖言任其秘书兼河南安抚使政务官，族弟余万卿、余远声、余少仁、余稚夷和内弟李子祥等人就跟随着他，在仲文先生的统帅下溯汉水直抵鄂西北重镇襄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