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政治思想：平等的“五族共和”(3)

　　尽管如此，立宪派最上层少数领导仍不放弃最后希望。5月12日，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在北京召开，商讨对策。第二天，大家一致认为皇族充当阁员违背立宪原则，一致反对。他们开始时以推翻皇族内阁为中心议题，但经过冷静思考后，认识到实际无法达到目的，于是决定妥协让步。他们决定，认可皇族成员违反规定担任内阁阁员，但反对皇族充当内阁总理大臣，希望朝廷也让一步。6月6日，他们将此议案呈请都察院代奏，但朝廷置之不理。咨议局联合会于是再次呈请都察院代奏，同时公开发布报告书，指出皇族内阁名为内阁，实则军机；名为立宪，实则专制。然而，皇族内阁非但不思悔悟，反而在7月5日副署的上谕中斥责联合会议论渐进嚣张，干预君上大权。

　　一直主张革命的宋教仁更是连发长论短评，密集抨击清廷政策，劝喻体制内的“立宪派”看清清政府拒不改革的本质。在《论近日政府之倒行逆施》长论中，他从行政组织、外交方针、财政政策、铁路政策几个方面详论清政府之政策并非倒行逆施，而是拒不改革。在《希望立宪者其失望矣》一文中，他抓住立宪派请愿却被朝廷痛责的时机，抨击清政府专权，倡导立宪派转向革命：立宪派再三向朝廷陈情，力论皇族内阁不可行，“其持论甚正大”，“为皇族谋者亦可谓甚忠”，如果清廷“稍有立宪之诚意者，则当如何力悔前非，下罪己之诏，另简贤能，组织内阁，以收拾人心，痛除积弊”，方可取信于民。

　　然而，清廷反而在谕旨中责备请愿的立宪派：“黜陟百司，系君上大权，载在先朝钦定宪法大纲，并注明议员不得干预。值兹筹备立宪之时，凡我君臣上下，何得稍出乎大纲范围之外？”“尔臣民等均当懔遵钦定宪法，不得悉行干请，以符君主立宪之本旨。”

　　宋教仁抓住谕旨的种种荒谬之处：一，钦定宪法大纲并未正式颁布，因此不具法律效力，“何得强人民以遵从乎？”二，宪法大纲规定议员不得干预黜陟之权，但现在请愿的立宪派咨议局成员并非以后的国会议员。三，既然要求民众现在就遵从宪法大纲，那么，宪法大纲规定皇家不得任意改变司法权、臣民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臣民不经法律程序不得被任意逮捕等权利，朝廷现在也应当遵守。四，上谕“尔臣民等均当懔遵钦定宪法，不得悉行干请，以符君主立宪之本旨”，也就是说，清廷君主立宪之本意是臣民没有游行请愿的权利，这难道就是“君主立宪”吗？

　　总而言之，谕旨之所以荒谬，盖因“宪法大纲实为彼辈装腔作势抵御人民之利刃”，清廷根本不知道“立宪精神，无真诚立宪意思，惟知倒行逆施之结果有以致之耳”！最后，宋教仁提醒立宪派：“吾如是而得断案焉，曰：立宪者，决非现政府之所得成者也；现政府之所谓立宪，伪也，不过欲假以实行专制者也；其与以设资政院，立内阁，非以立宪之立法机关与责任政府视之者也，故其所以对付资政院之权限与内阁之组织者，亦不得责以立宪之原则者也；其所谓宪法大纲者，不过欺人之门面，赖人之口实，万不可信者也。”他感叹：“呜呼，吾国民之大梦，其尚未醒耶？”（《宋教仁集》上，第252－255页）

　　朝廷的交易成本

　　皇族内阁在成立的次日，即副署了实行全国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诏令；18日，起用前开缺总督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20日，邮传大臣盛宣怀代表清政府同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湖广铁路借款合同。从理论上来说，铁路借款和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未尝不可。但问题在于，政府向外国借款属于资政院职权，必须经资政院议决通过；各省商办铁路收归国有关系到本省的权利存废，属于咨议局职权，必须经咨议局议决通过。可是，皇族内阁竟然擅自决定实行，不仅违背了立宪原则，而且也损害了人民、尤其是投资最多的绅商的利益。

　　朝廷曾下令湖南、湖北、广东三省商民集股兴建铁路，而1904年在成都成立的官办川汉铁路公司也于1907年改为商办。湖南、湖北主要是绅商集资，广东主要是华侨商人集资，而四川的股本主要靠“田亩加赋”，靠“抽租之股”。抽租的办法一般是随粮征收，值百抽三，带有强制的性质，贩夫走卒都被迫参与。这样，全川民众无论贫富，都与汉川铁路有紧密的利益关系。而清政府一方面允许民间自办铁路，另一方面又于1908年任命调入军机处的张之洞为粤汉铁路督办大臣，不久又命其兼督湖北境内的川汉铁路，实际上企图把铁路改为官控。这几省民众起来反对，而领导者恰恰是清政权统治基础的地方绅士和富商。

　　地方的强烈反对下，清廷于1909年末和1910年初又先后准许粤汉、川汉铁路民办，于是入股民众更多。然而仅仅一年，“立宪运动”已经风起云涌际，清政府此时却又不顾广大民众的强烈反对，悍然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更严重的是，财政极其困难的清政府根本无力给股民以合理补偿，而只能以折扣的方式，即以远远低于股民实际投资额的方式，赎买股份。于是，湖南、湖北、广东和四川的立宪派立即领导群众开展保路运动，其中以四川最为激烈。结果，清政府反而逮捕了四川保路运动领导人、咨议局议长、全国性的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副主席蒲殿俊，随后在成都开枪打死30余名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者！

　　从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到保路运动的兴起，宋教仁一直紧密关注，论述公民保路运动的正当性。他首先分析说，世界各国铁路有国有与民有两种形式；若以营业权分，不外民业与官业两形式。所有权与经营权综合考察，主要是国有官业、民有民业两种形式。“在崇尚自由主义尊视民权之国，则趋于民有民业；在崇尚干涉主义偏重官僚之国，则趋于国有官业”。两种形式，究竟孰优孰劣，长期争论不休。“大抵自行政、军备、财政等之关系言，一国铁路固以归诸国有官业为便，若自经济、社会等方面之关系言，则仍以民有民业为有益，诚以尊重人民企业之权，诱起一般投资之念与夫经济管理维持改良之法，国有官业皆不如民有民业之有效而得宜也。”德国、日本以国家为重，所以铁路为国有官业，英国、美国以国民为重，所以铁路民有民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