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政治思想：平等的“五族共和”(4)
辛亥革命网 2017-04-07 13:47 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雷颐 查看：
然而，宋教仁进一步指出，德国、日本的铁路都经过从民有民业到国有官业的阶段，但是，德、日在铁路国有化的过程中，都经过议会的批准收购民办铁路，给予足够的补偿。相反，清政府铁路国有化未经合法程序，且未给民众足够补偿，“藉口政策而蹂躏人民已得权利，其与杀越人于货者何异？今而后，国民之企业家皆将要栗栗危惧，不克自安，其尚望踊跃以经营各种产业耶？”（《宋教仁集》上，第225－227页）
对于有人提出“川人宜速转圜”、“不可使政府过坠其威信”的论点，宋教仁针锋相对：“政府欲求和平，则何不先自转圜？政府欲保威信不过坠，则何不先去其自损威信之举动？且政府与人民熟重？政府之威信与人民之元气熟重？牺牲人民以卫政府，天下庸有是理耶？”最先起来保路的“两湖”之所以最先平息，因为清政府在“两湖”实行路股照本发还的政策。这也说明“民营”并非刻意反对“官营”，反对政府收购，只是政府也应尊重契约，尊重市场规则，尊重“等价交换”。而清政府秉承“强政府”的政治传统，毫无契约意识，认为自己权力无限，手操对民企的生杀大权，随意予取予夺。它以为自己“低价收买”降低了交易成本，其实付出了巨额代价，即政府信用的代价。代价之高，最终报销了整个王朝。
清政府此项政策确为革命提供了难得的“题材”。作为革命者，宋教仁以美国革命、法国革命都是由公民抗税、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引爆的历史，鼓励川民坚持保路，并且不限于保路，还应由此引发革命，建设真正民权的立宪政治，“湘、鄂、粤人及各省人亦同时并发，风起水涌，以与川人同其目的，吾恐数千年充塞东亚天地之专制恶毒，或将因此一扫而尽”。（《宋教仁集》上，第317－319页）
从1910年国会请愿运动，到清政府拒绝妥协的政策标志“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这些事件是立宪派迅速走向革命、与革命党“合流”的最直接原因。清政府倒行逆施，最终垮台。
宪政梦碎
民国成立，宋教仁力主内阁制而非总统制。有关研究已汗牛充栋，广为人知，在此不必多述。然而，他关于“革命党”与“革命政党”同异的论述虽只短短几句，却充满洞见，值得重视。
中华民国成立不久，各种政治力量激烈角力，最后袁世凯成为总统，大权在握。但宋教仁的理想是责任内阁制，由议会中的多数党产生，他一直为此努力。临时政府在南京时，同盟会在临时参议院中占绝对多数，临时政府迁到北京后，参议院改选，同盟会优势不再。宋教仁于是联合其他几个小党，于1912年8月以同盟会为骨干组成国民党，成为一大反对党。他希望通过竞选，实践政党政治。
1912年底到1913年初，第一届国会选举，宋教仁马不停蹄，四处演讲，组织本党竞选。1913年2月1日，他在国民党鄂支部欢迎会的演讲中，明确提出了“革命党”与“革命政党”的概念：“以前，我们是革命党；现在，我们是革命的政党。”“革命党”与“革命的政党”的区别在于：一，“革命党”是秘密的组织，“革命的政党”是公开的组织；二，“革命党”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的组织，“革命的政党”是“新的建设时期”的组织；三，“革命党”对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革命的政党”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他坚信“虽然我们没有掌握着军权和治权，但是我们的党是站在民众方面的”，所以可以通过选举取胜，“民众信赖我们，政治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宋教仁集》下，第456页）
3月18日，他在国民党交通部公宴会的演讲中，再次申明“革命党”与“革命政党”的同与异。相同之处是：“吾党昔为革命团体，今为政党”，但性质并无不同，“革党与政党，其利国福民，改良政治之目的，则无不同”。“本党今昔所持之态度与手段，本不相合；然牺牲的进取的精神，则始终一贯，不能更易也。”不同之处是：“昔日所用激烈手段谋破坏，今日则用平和手段谋建设。”因此，“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产出纯粹的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问诸人。凡共和国家存在之原理，大抵如此。”（《宋教仁集》下，第487页）
两天后，3月20日，上海车站一声枪响，宋教仁中弹身亡，“用平和手段谋建设”的宪政梦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