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的击椎生笔名考论(2)

　　综合以上考查，我们不难看出，“击椎生”不应是殷承瓛的笔名。 

　　三、“击椎生”应是蔡锷的笔名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试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论证。

　　首先，“击椎生”的经历与蔡锷的经历相吻合。据笔者检索，以“击椎生”为名发表的文章有6篇，诗有10首（组）：其中《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苏杭甬铁路与滇川铁路之比较》、《佛国陆军之腐败》、《西江警察权问题》、《日法协约问题》以及诗歌10首（组），均发表在1907年2月至1908年2月的《云南》杂志上（《佛国陆军之腐败》还改名《法国陆军之腐败》在1909年2月南京出版的《南洋兵事杂志》第29期上发表），《读王君亮畴〈中华民国宪法刍议>》发表在1913年7月的云南《南针》杂志第二期上。另据笔者查阅，《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两刊上均无以“击椎生”为名发表的文章。因此，一些年谱和著作中关于蔡锷以“击椎生”为笔名在《新民丛报》或《清议报》发表文章的说法不确。

　　通过对“击椎生”以上诗作和文章的分析，我们不难勾勒出其大致经历：曾在日本学习军事，1907年7月前回国，回国后“戎马历边城”，1913年7月前在云南工作。可见，“击椎生” 回国后基本上是在地处西南边疆的云南或广西从事军事工作。因此，笔者根据“击椎生”经历的这些特点，在当时云、桂两省的相关人员中进行了排查,发现有类似经历的只有杨振鸿、吴元泽、蒋尊簋和蔡锷四人。其中，杨振鸿于1903年被选送日本留学，入振武学校，与殷承瓛是云南最早去日本学军事的两名学生。^[12]P26他1906年振武学校毕业后没有到士官学校深造，而是被滇督丁振铎召回云南训练新军，曾到滇西任腾越巡防营第四营管带，但他在1909年12月就牺牲了。吴元泽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一期毕业，1902年3月回国，任湖北陆军步队第41标统带，光绪34年4月，即1908年5月，才经张鸣岐以桂省新军人才极为缺乏之由，商湖广总督赵尔巽同意后，调到广西任龙州讲武堂总办^[13]P291，不久离桂，任湖北督练公所教练处帮办湖北将弁学堂堂长。蒋尊簋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回国后曾先后任浙江新军标统、浙江讲武学堂总办，1907年7月因徐锡麟、秋瑾事发被迫辞职后才赴广西任兵备处会办，1910年又调任广东新军混成协协统。而蔡锷1899年8月就到日本留学，1904年11月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后回国，1905年6月到广西从事新军编练，直到1910年底才离开广西赴云南治军，1911年11月至1913年10月任云南都督。由此可见，上述四人中，只有蔡锷与“击椎生”的经历相吻合。况且，如前所述，击椎生“频年浪迹大江游”的经历与蔡锷也十分相似。此外，“击椎生”与蔡锷一样还有浓郁的思乡情绪。“击椎生”曾在《云南》第九号（1907年9月28日出版）发表的“感时”诗二首，其二是：“万叠愁怀万缕丝，乡关回首暮云迟。昏茫大陆悲秦祸，慷慨长吟诵楚辞。报国痴心终不死，还家春梦总无期。故园今夕月明夜，庭院梅花寄远诗。”字里行间流露出强烈的思乡情绪。1905年6月至1908年4月，蔡锷一直在广西桂林，同样有较强烈的思乡情绪和欲归不能的感叹。1907年5月，蔡锷在致陈绍祖的信中说：“须知弟处广西，犹之天末片帆，徜徉于大海之中，四顾茫茫，无可商语，其记忆故交之心为尤切也。……赴河南阅操归桂后，本拟力辞各差，摆脱去桂。适坚帅（指张鸣岐—引者）履新，数四坚留，遂以不果。”^[14]P264。由此可见，此时“击椎生”和蔡锷都不仅关注云南的形势，“满腔心事绕南滇”^[15]P117，而且也都有浓厚的思乡情绪。

　　还需要指出的是，“击椎生”从1907年2月开始在《云南》杂志上发表文章和诗歌，到1908年2月（第十二期）以后就则突然中止，以致《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一文没有写完。这说明“击椎生”因某种客观原因不能再继续写稿或无法联系《云南》杂志编辑部。这点也可从蔡锷当时的情况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据查，1905年6月至1907年12月，蔡锷一直在广西桂林。但他虽在桂林，却与远在日本的旧友一直有书信联系，而且，在这期间，黄兴等人先后两次由日本到桂林，与蔡锷策动反清起义，就在1906年底，蔡锷还派雷飙(同盟会员)去过日本为广西陆军小学堂招聘测绘教师，加之桂林当时是广西的省会，交通比较方便，信息比较灵通，蔡锷此时的工作、生活相对又比较稳定，所有这些都为蔡锷潜心研究、写作以及文稿的传递提供了有利条件。1907年12月以后，蔡锷随张鸣岐巡边，一去近4个月，回桂林不久，又被任命为广西新练常备军第一标统带，移驻南宁，次年2月又赴龙州任讲武堂代理总办，直到1910年7月才得以重返桂林接办干部学堂，不久又发生了“驱蔡风潮”，1911年春又匆匆赴云南任，这两三年的行止不定，恐怕是蔡锷最终中断为《云南》杂志续稿，以致《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一文尚未写完的根本原因。

　　第二，“击椎生”关心时政的特点与蔡锷十分相似。“击椎生”在《云南》杂志发表的文章和诗歌紧扣云南、广西及整个西南的时政。1906年至1907年，云南、广西发生了一系列震惊全国的大事。1906年2月，孙中山、黄兴约运动籍的同盟会会员李根源、杨振鸿、罗佩金、赵伸、吕志伊5人谈话，嘱以筹办《云南》杂志，并说：“云南最近有两个导致革命之因素：一件是官吏贪污，如丁振铎、兴禄之贪污行为，已引起全省人民之愤慨；另一件是外侮日亟，英占缅甸，法占越南，皆以运动为其侵略之目标。”^[16]P322接着，1906年7月，留日云南同乡会公举李根源、由宗龙、吴琨为代表，回国到北京，向清政府控告云贵总督丁振铎、洋务局总办兴禄罪行，在云南人民和云南留日学生的反对下，清政府不得已将丁振铎调离云南。1907年6月10日，法国皮逊外相和日本驻法大使栗野慎一郎签署了《日法协约》，规定两国尊重中国的独立、领土完整，承认机会均等主义，日本承认法国对法领印度支那的领土权和在广东、广西、云南的特殊权益，而法国也承认日本在满洲(福建在秘密文书中另行规定)的特殊利益。1907年11月25日，英国借口来往于梧州与广州之间的英国轮船“西南号”在肇庆河面被劫，英国教土麦路德中枪死亡事件说中国没有缉捕能力，派军舰和鱼雷艇多艘强入西江,喝令中国船只停船检查，并击沉中国拖轮，拘押华轮的护勇和船主。英国水兵还在梧州登岸，荷枪入市寻衅。英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激起了两广民众的愤怒。当日，两广留日学生在东京集会，通电反对英国夺取西江缉捕权，并派代表回国呼吁反抗。广州成立“国权挽救会”，各界团体纷纷通电反对英国的海盗行径。梧州绅商奋起集会声援，从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英斗争。“击椎生”的《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日法协约问题》、《西江警察权问题》等文章就是根据这些重大事件而写作的。这说明“击椎生”十分关心时政，舆论宣传意识很强。

　　蔡锷也具有“击椎生”这样的特点。受乃师梁启超、樊锥等人的影响，蔡锷十分重视舆论的宣传作用，养成了关心时政的习惯。早在时务学堂，不满16岁的蔡锷就在《湘报》上发表了《<后汉书•党锢传>书后》和《秦始皇功罪论》两篇借古喻今、针砭时弊的文章。留日期间，他襄助梁启超编《清议报》，任《瀛海纵谈》和《译书附录》栏目主笔，先后在该报上发表读书札记5篇、时论32篇、诗作10首、译著1部。居桂期间，蔡锷仍时刻关注国际国内政治形势，与在日本的朋友常有联系，并托他们代订《太阳报》、《兵事杂志》、《朝日新闻》等杂志，代购东京所出新书。^[14]P264因此，蔡锷虽远在边陲，对国际国内的重大事件了如指掌。当时有关云南、广西等地发生的重大事件引起蔡锷的关注，并驾轻就熟地撰写一些时论，以宣传反帝反清思想，则是极有可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