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的击椎生笔名考论(3)

　　还需要指出的是，“击椎生”《日法协约问题》、《西江警察权问题》等时论在《云南》杂志上发表的时间，都不是刊登在事件发生的当月或次月的杂志上，而比其所反映的事件晚了两到三个月，因此影响了文章的时效性，也不合常理。但这种现象似可说明“击椎生”距离《云南》杂志社较远，文稿的传递至少需要一到两个月的时间。这也与蔡锷当时的情况相吻合。

　　第三，“击椎生”的学识结构与蔡锷基本相同。从“击椎生”发表在《云南》杂志上的文章看，作者不仅具有军事学、政治学、经济学、国际公法、舆地学等方面知识，而且还有较高造诣。这些都与蔡锷基本相同。蔡锷留日期间投笔从戎，先后在成城学校、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具有较深的军事知识，同时他还师从梁启超在东京大同学校比较系统地学习了西方政治，尤其是在此期间，蔡锷还编译出版了《国际公法志》和《支那现势论》二书，前者涉及平时国际公法的方方面面，后者不仅涉及了云南历史、地理、经济、政治情况和西江流域的情况，而且还涉及全国的历史地理以及列强在各地的入侵情况。而且，蔡锷重视舆地研究，一到广西就派人赴各地“察看地势，预测略图” ^[17]P79，还组织编写《越南要塞图说》和《桂边要塞图说》。由此可见，依凭蔡锷的军事学、政治学、经济学、国际公法、舆地学等方面知识水平和对云南、西江情况的深刻了解，是完全能够写出《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西江警察权问题》、《日法协约问题》等文章的。

　　此外，“击椎生”还具有丰富文学、历史学知识，喜欢在文章中运用历史典故，以古喻今。例如，在《西江警察权问题》中，就先后提到了秦桧割两河于金人、王船山经划南部欲置两广行台于梧州、东汉绿林马武等中国历史上的人和事。而在这一点上，蔡锷与“击椎生”也十分相似。如前所述,早在时务学堂，蔡锷就发表了《<后汉书·党锢传>书后》和《秦始皇功罪论》两篇借古喻今的文章。后来蔡锷发表在《清议报》上的文章中，引经据典更是家常便饭。同时，深入比较两者的文章，我们还可发现，蔡锷与“击椎生”在某些特殊用词方面似也有相同的习惯和爱好。例如，击椎生在《云南》第八号的《感怀》有“满腔心事绕南滇”的诗句，其中以“南滇”为云南的别称。这种指称极少有人用。而蔡锷也常以“南滇”代指云南。他在1912年11月致袁世凯电中就有“锷忝领南滇” ^[14]P789之句。

　　第四，“击椎生”的政治观点与蔡锷完全一致。从“击椎生”的文章看，作者关心祖国的命运，坚决反对列强入侵中国，并对清政府流露出强烈不满情绪，希望民众奋起抵御列强的入侵。尤其是1913年7月在《南针》杂志第二期上发表的《读王君亮畴〈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一文中，“击椎生”对王宠惠（字亮畴）坚持主权在民的制宪原则、省长由省议会选举和限制总统权力的条文不满，主张主权在国，扩大总统权力，省长由大总统任命。^[18]P290-297

　　蔡锷与“击椎生”的上述政治观点完全一致。蔡锷从小就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强烈反对列强的入侵中国，主张中国人民振作起来，坚决抵御列强的入侵。这在《<后汉书•党锢传>书后》和《军国民篇》等文中尤为突出。而且，留日后，蔡锷的思想也从维新变法转向反清革命，居桂期间，他秘密与黄兴联络，暗中支持同盟会的反清活动。民国成立后，蔡锷十分重视宪法的制定，并就宪法的问题多次致电袁世凯政府提出：“民权恒视国权为伸缩，必国权巩固而后民权有发展之期”^[14]P796，主张“民国宪法宜以巩固国权为主义”，“凡障碍国权发动之制度决不可采”。 ^[14]P811同时，他还对限制总统权力不满，主张扩大总统权力，认为“总统当国家行政之中枢，负人民付托之重任，使因少数人之党见，减削其行使政策之权，恐一事不能为，必致陷国家于不振之地”。 ^[14]P796此外，对于地方长官，蔡锷历来主张由中央委任：“其上级长官由中央委任，次级长官由本省呈请大总统委任，下级官由本省委任后报明中央政府。至关于外交、财政官应由中央遣派。”^[14]P441不难看出，蔡锷的这些观点与“击椎生”的观点有着惊人的一致。特别是在民国宪法问题上，蔡锷在给中央各电报中所表达的主张与“击椎生”的观点完全相同。只不过蔡锷的电文较短，仅仅提出观点而已。这可能是蔡锷觉得在字数有限的电文中不能充分阐述自己的观点，因而又以以前用过的”击椎生”的笔名在《南针》杂志上再发表一篇长文，以充分阐述自己的观点及其理由。况且，对于云南《南针》杂志，蔡锷也是熟悉的。1913年6月，时任云南都督的蔡锷鉴于当时党争激烈，主张毁党造党，恰逢同样持此主张的云南政见商榷会成立并创办会刊《南针》杂志，蔡锷即为之撰写一篇祝词，刊登在该刊第一期上。此文虽为祝词，但却是批评当时无序的政党现象的力作。这说明蔡锷对这个杂志是持支持态度的，同时也反映了蔡锷有利用舆论工具表达自己政见的旨趣。既有这层关系和考虑，蔡锷再借该刊发表他同样关注的有关宪法问题的《读王君亮畴〈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一文，以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之为，也就不难理解了。

　　还要指出的是，1913年2月7日，蔡锷还曾在其致各省都督电中不仅主张民国宪法宜以巩固国权为主义，大总统有解散议会权、任命国务员之权，而且特别提出“恳程都督（程德全）转商王君亮畴兼采此议” ^[14]P811。这就说明，蔡锷对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总长和唐绍仪内阁司法总长的王宠惠正在研究民国宪法一事是早已知情和关注的。这也可能是促使蔡锷后来以击椎生为笔名发表对王宠惠《中华民国宪法刍议》的书评，公开提出与之不同观点的重要原因。

　　第五，时人对蔡锷的“击椎生”笔名应是知情的。据笔者查考，从时间上看，最早明确提出“击椎生”是蔡锷笔名的应是惠我春和郭燮熙。惠我春(1877—1948)，字云岑，宣威榕城人，青年时勤奋好学，为清末曲靖府八届学考第一名。1904年，与妻赴昆明，执教私塾。1906年考任云南陆军小学国文教员，1909年任云南讲武堂国文教员，自编讲义，侧重时论，宣传民主主义、爱国主义思想。1911年参加云南辛亥革命运动。1915年参加护国倒袁，任护国军政府枢密官、宣传处处长、官印局局长，并应蔡锷的要求创办《义声报》，任主笔，积极撰文，笔伐袁世凯。《义声报》创刊时，蔡锷还题赠“阐扬大义，传播仁声”书联予以策勉。郭燮熙(1868—1943)，字理初，镇南(今南华)县龙川镇西街人，年少学敏，16岁中秀才，20岁乡试中举人。辛亥革命爆发后，参加了云南“重九起义”。1913年，蔡锷委任郭燮熙为省编纂局编纂官，参加编纂《云南光复纪要》，负责《援黔篇》、《迤南篇》、《建设篇》三篇的编纂工作，并与赵式铭、刘润畴合著经蔡锷亲自审定的《蔡松坡先生事略》一文。云南护国起义后，被派到《义声报》社，为该报撰写时评、社说。蔡锷逝世后，他们两人为蔡锷题写的挽联是：“少年别号击椎生，论智勇绝似张良，岂魄褫祖龙，嗟我公竟魂逝神山，指数功人应第一；末路几同吞炭者，成勋名却殊豫让，奈声归仙鹤，俾予辈齐泪倾昆海，心伤国士更无双。”^[18]P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