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与抉择(2)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在中国思想界刮起了一股飓风。而此时，孙中山倡导的护法运动又遭到了失败，这就使资产阶级革命家们不能不痛苦地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俄国的革命能取得胜利，而中国的革命却屡遭失败？他们开始探索革命的新理论，寻找救国的新方法。

　　吴玉章和胡汉民在“五四”以后，开始比较系统地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研究唯物史观，并在各自的认识角度和认识水平上运用这新的思想武器，对辛亥革命的道路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反思。仔细对照他们的反思，差异是明显的。

　　（一）唯物史观认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在于各时代的经济。

　　吴玉章在读了《过激派》（即《布尔什维克》）等书籍后，认识到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状况依然如故的原因在于，这场革命不仅政治上只是以少数人的专制取代了一人的专制，经济上也没有改变从前少数人专制的现实，创造社会财富的工农仍然受着地主、资本家这些寄生虫的剥削，过着贫困的生活。他不同意那种认为“吾国经济现状与欧美殊，贫富不均之害犹在幼稚，防止之已足，非有待于变更”[ 吴玉章：《全川自治联合会宣言》，《吴玉章文集》（上），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42页。]的观点。其认识已超越了孙中山的旧民生主义，孙中山在辛亥前后就曾持这样的观点。这种观点决定了辛亥年间在经济领域里的革命是极其软弱、极不彻底的。吴玉章对布尔什维克“不做工者不得食”的原则极为赞成，主张强迫地主、资本家劳动，让寄生虫们“自食其力”，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安定和繁荣。这实际上就是主张改变剥削制度，彻底否定了辛亥革命试图以西方式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的道路。

　　胡汉民接受了唯物史观的上述观点，运用马克思主义所说明的“人类历史的进动原因”在于经济的理论，分析中国社会腐败、道德堕落的病根，指出归根到底在于“经济组织不良的一个原因”，提出了对中国社会“要从物质的经济的为根本的改革”[《闽星》第2卷第4号（1920年1月），转引自《胡汉民评传》，第126页。]的主张。这比以前他认为只要推翻了袁世凯，就能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但是，怎样“从物质的经济的为根本的改革”呢？他没有明确的说明。他在另一个地方关于法国的一段话却可以作为注脚：“这几年的政治，完全是满清的余毒，改革不彻底，弄成只得个招牌，自然是该奋发的事。我们挂的招牌同法国一样，我们店子的货色就更比法国不如，我们也是有主义信条来革命的，如果晓得内容结果和招牌不对，就应该加倍地做功夫。”[ 胡汉民：《吕邦的群众心理》，《建设》第1卷第1号（1919年8月）。]这就是说，要把中国从根本上改革成法国一样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并不主张消灭剥削制度。这与他在“二次革命”后要建设一个“完全的民国”，实现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主张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在从经济制度上彻底挖掉封建经济的基础，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拓更广阔的道路这一点上认识更深刻了些。这就是胡汉民学习唯物史观的最大“收获”。

　　（二）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革命“就是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碎那由于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时机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16页。]然而辛亥革命并没有做到这一点，虽然用武力推翻了皇帝，但国家政权仅仅改换了一些名称，掌权者大部分是前清的官僚、政客，他们以“民国”的名义对人民实行残暴的统治，辛亥革命求共和而复归专制。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何在？胡汉民等人原来认为是由于孙中山的让位，袁世凯和一些军阀窃踞了民国的政权，打倒了袁世凯等军阀势力，完全民国就可以恢复起来了。现在的认识有所不同，他指出：“这几年的政治，完全是满清的余毒，改革不彻底”，“革命革得不透彻”[ 胡汉民：《吕邦的群众心理》，《建设》第1卷第1号（1919年8月）。]。那么，怎样才是“彻底的改革”，“透彻的革命”呢？胡汉民的结论是对中国社会“必须要全部改造”。这“全部改造”的含义是，在经济上，挖掉社会腐败的总根基；在政治上，把政权牢牢掌握在资产阶级革命派手上，不许官僚、军阀、政客及其他人染指。然而，如前所述，他经济上的“根本改革”是要用资本的私有制取代封建的私有制，就不可能在政治上彻底地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并保证不产生新的官僚、军阀和政客。认识到政权的重要性，比民国初年让出政权无疑是一大进步，但胡汉民的方案并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金钥匙。

　　吴玉章回顾辛亥革命的历史，认为孙中山为了迁就袁世凯而让位，是放弃掌握政权，而宋教仁所进行的议会斗争，是幻想用民主的方法来控制住旧的国家机器，结果反动派就能够利用现成的政权和旧国家机器向革命派进攻。中国许多罪恶的根源，就是几千年相传下来的以官僚制度为核心的旧国家机器。在这种制度下，所谓“好人政府”，点滴的“善政”，枝节的改革，都不可能消除根深蒂固的旧势力。他从布尔什维克的主张中看到了只有粉碎旧政治机器代以新机器才能铲除一切污秽。他认识到：“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工人阶级在革命中必须粉碎旧的国家机器，代之以新的国家机器，才能够巩固革命的胜利。”[ 吴玉章：《回忆“五四”前后我的思想转变》，《吴玉章回忆录》，第114，113页。]他称“这真是治疗中国官僚痼疾的圣药”[ 吴玉章：《六十自述》，《吴玉章文集》（下），第1283页。]。

　　（三）列宁告诉人们：“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人民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泉源中去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 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73页。]辛亥革命先胜后败的实践正好印证了列宁主义的这一原理。五四运动后，孙中山开始改变了对工农群众的态度，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采取了“扶助农工”，依靠工农大众进行“国民革命”的新方针。这是孙中山思想上的一次飞跃。

　　吴玉章在这个问题上进行反思的结论是：从前总以为革命只能依靠少数知识分子职业革命家，没有看到广大人民中所蕴藏的伟大革命潜力；辛亥革命只在知识分子和军人中进行活动，恰恰是没有把下层民众动员、组织起来，所以革命显得软弱无力，反动派一旦反攻，就陷于土崩瓦解。这个教训使他认识到，今后一定要改变办法，革命新办法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依靠工人阶级，依靠下层民众[ 吴玉章：《回忆“五四”前后我的思想转变》，《吴玉章回忆录》，第114，113页。]。吴玉章把眼睛由“向上”改为“向下”，找到了一种能够对抗中外反动派的强大力量，并积极“投入人民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泉源中去”，从而避免重蹈辛亥年间革命力量弱小而导致失败的覆辙。

　　胡汉民在五四运动影响下，稍稍改变了对人民群众的看法，对群众运动采取了同情、支持的积极态度。他在这时反思辛亥革命，调子与前只强调国民心理的保守、惰性的消极面多少有了些不同。他回忆说，在上海南北议和时，有人曾主张扃门开会，理由是“不要受群众心理的影响”。他认为这是对群众十分轻蔑的意思，“这些人的脑筋，提起群众两字，早就觉得不妥。好象是可厌可憎的，一概不必理会他的”。他对这种态度表示不赞成。但是他的进步也只能到此——不轻蔑群众——为止，他用以反驳轻蔑群众，攻击群众心理的观点的证据，就是“五四”罢学罢市风潮“没有什么过分”，“没有什么暴烈的运动”，“不是极端的感情用事，很受理论的支配”[ 胡汉民：《吕邦的群众心理》，《建设》第1卷第1号（1919年8月）。]。这反映出他内心深处希望用自已的“理论”去支配群众，控制群众，以免出现“过分的”或“暴烈的”行动，他要把群众运动纳入资产阶级革命家为他们所设计的“秩序”的规范里面。一旦人民群众自已起来革命，并不听命于他们所指出的道路，而进行独立和自觉的活动的时候，胡汉民之流就大肆攻击是什么“过火行动”、“暴烈运动”、“痞子运动”等等，而采取镇压的立场，从而走到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去了，不得不再次陷进遭受失败的泥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