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与抉择(4)

　　四

　　吴玉章、胡汉民自始自终参与了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并都利用自已的地位对国民党施加影响，胡汉民希望国民党在共产党和苏俄的帮助下恢复生机，继续走旧式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实现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理想；而吴玉章则希望把国民党变为一个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组织，而且通过列宁主义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的思想指导来实现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式资产阶级革命，并把这场革命引向社会主义的前途。他们在自已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中，都利用了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作为借鉴。

　　（一）1924年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很容易使辛亥革命的参加者联想到民国初年的国民党的改组。胡汉民在《中国国民党批评之批评》一文中，回顾了民国初年的那段历史：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时，他怕自已壁垒不坚，因手段而蒙混了目的，因分子不纯而累了团体，开始并不赞成改组，他所负责的广东同盟会是在比较晚些的时候才改称国民党的。改组后，主义、目的由于环境和自已手段的限制牵扯，不像辛亥以前那样鲜明了，党人对实现民权、民生主义使命的工作也不努力了。胡汉民对民初国民党的批评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他却因为民初国民党的失误而对此时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忧心忡忡，他担心容共会重蹈民初国民党的覆辙，党员因此便不能严加甄别，本党团体便不能巩固，而主义便不能贯彻。所以他对孙中山联共的政策并不热心，但出于对孙中山的信仰和尊童，他又不敢公然反对。他在持保留态度的前提下勉强参与了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同时在改组过程中又极力对共产党进行限制和防备。他要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像浙奉籍人员改而来隶属广东军政府那样“听受编制”，像辛亥前三点会、哥老会参加同盟会那样任凭调遣，要求共产党人必须遵从三民主义，受到完密的组织和纪律的约束。这实际上是把“容共”变成了“溶共”，要国民党把共产党吃掉。

　　吴玉章是在国民党二大作《四川省党部党务报告》的时候谈到民初国民党的。他说：辛亥年四川保路运动时，革命党人为抵抗官厅，将地方上的无产阶级——哥老会——武装起来，称为保路同志军，名曰保路，实为革命。到革命成功后，由哥老会造成的同志会就完全变为革命党了。同盟会既改为国民党，这一班人也就是国民党。吴玉章认为四川国民党自来结合无产阶级，站在革命线上，和资产阶级当然是对头，被资产阶级的人视为流氓、危险分子是不足怪的。而国民党有了这样伟大的民众势力，党员遍布于四川，所以革命党在四川特别发达，进步党虽狡猾亦终不能抵抗[ 吴玉章：《四川省党部党务报告》，《吴玉章文集》（上），第71页。]。诚然，他将哥老会笼统地看作是无产阶级，说哥老会都成了革命党又都成了国民党，是不准确的。但他以此事来说明国民党只有不怕被人攻击为“流氓”、“危险分子”，勇敢地在民众中发展组织，与无产阶级相结合，才能形成强大的革命势力的意思是十分明确的。

　　（二）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应走什么样的道路？对于辛亥革命的参加者来说，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孙中山通过反思，认识到辛亥革命时期的旧三民主义有许多局限性，毅然把它改造成新三民主义，说明他不愿原封不动地继续走老路。他在1922年就曾明确指出：“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惟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 孙中山：《在广东旅桂同乡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选集》，第507页。]而胡汉民1923年元月在与汪精卫所起草的《中国国民党宣言》中强调，国民党的屡遭挫折失败，“非主义之挫折，特进行之偶有颠躓而已”。这短短一句话，足以表明他此时的心态，即不承认自已所信奉的主义和纲领存在什么问题，不容许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国民党，企图沿着辛亥革命的既定目标走下去，联俄、容共无非是请苏俄和共产党从旁协助，使国民党在具体进行中克服“偶有颠踬”的弱点。尽管在《宣言》中不得不按孙中山的意思写进对三民主义的一些新的解释，反映孙中山旧三民主义开始向新三民主义的转变，但是胡汉民本人思想上的主流还是旧三民主义的货色。他强调国民党的改进必须“依三民主义之原则”，而他所提到的民权主义，只注意人民的一般性自由权利，没有涉及人民参政或掌权的问题；他所提到的民生主义，只注意民穷财尽，人民生活困苦的现状，而没有涉及人民取得生产资料（诸如“耕者有其田”之类）的问题。他的民族主义，仍是不敢刺激帝国主义的旧民族主义。胡汉民在同盟会时代曾是三民主义的“理论中坚”，孙中山首次揭橥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民报发刊词》就是由孙口授由胡执笔的。他在《民报之六大主义》一文中曾系统地阐述过同盟会的政治纲领。诚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三民主义“也凝结了胡汉民的一份心血”[ 周聿峩、陈红民：《胡汉民评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3、41页。]。讵料这竟成了他的一个包袱，影响他的思想随着时代的潮流而进步。在这方面他似乎比孙中山要保守得多。

　　吴玉章从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新认识出发，指出辛亥革命时，一般革命党人只知道十八世纪以来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所主张的不过是十八世纪法国式的革命，不过是一种政治革命，拿百年前的旧方法应付现有的新环境，当然是走不通的。他告诫国民党人，时局常常变化，拿死方法来应付新环境，是不能适合的。应该随时势的变迁，决定进行的方略。他以真诚的态度帮助国民党人从已被事实证明是走不通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上转过来，而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广阔道路。他特别重视民生主义，认为民族、民权两主义都是为的民生主义，因为民生主义才是革命的主要目标，现在中国所适宜的是民生主义的第一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但他也不掩饰希望将来革命的发展会进入社会主义革命，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种主张使参加了国民党的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人保持了区别——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区别。

　　（三）改组后的国民党，对帝国主义应抱什么态度？胡汉民虽然在《中国国民党宣言》中写进了“力图改修条约”即修改不平等条约的纲领，但在讨论《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时，他却支持国民党右翼分子黄季陆的意见，即同意在宣言中删去收回租界、海关和取消外国在中国的特权，主张“把关于反帝国主义的政纲条款说得笼统抽象一点，不必太明显的提出”[ 黄季陆：《初生之犊不畏虎》，台北《传记文学》第4卷第4期。]。这又是他对辛亥革命的记忆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在辛亥革命时期，海外华侨资产阶级给革命以很大的支援和帮助，武装起义所需要的大量款项大都是向他们募集的。胡汉民曾任同盟会南洋支部支部长，在南洋一带发展党务，筹集经费，与华侨资产阶级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此时，他害怕激烈的反帝纲领会刺激帝国主义，给华侨带来麻烦。所以说，胡汉民的民族主义，仍然是不敢刺激帝国主义的旧民族主义，在反帝问题上表现出中国资产阶级的一种先天的软弱性。可是，在近代中国的历史条件下，任何人如果害怕帝国主义，不敢和帝国主义的利益发生冲突，而同帝国主义妥协，那就不可能做出任何真正对中国人民（包括海外华侨在内）有益的事情。

　　吴玉章早在五四运动后就批评过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辛亥革命时期以“保护外人利益，决不破坏条约”为天责。此时，他又大力宣传国民党关于“取消不平等条约”的纲领，主张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以往丧失的各种主权，取缔外国人在中国的经济特权和文化侵略，并重新审定所有外债，“即凡一切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之工具，一般要打倒它、廓清它”[ 吴玉章：《中国革命问题——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讲演》，《吴玉章文集》（上），第105页。]。他认为国民党不必害怕这些行动会刺激帝国主义，更不能因帝国主义的压迫而退步，应利用此种压迫更加促进革命时机之成熟。吴玉章的这些主张，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反帝的坚定性和彻底性。

　　（四）在改组后的国民党执行联俄政策的问题上，吴玉章和胡汉民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吴玉章从帝国主义与中国反动势力联合绞杀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中，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不能以平等待我，又从苏俄否定沙俄时代侵略中国的政策，主动宣布放弃过去沙俄与中国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一切非法特权的友好行动中，看到只有苏俄才是以平等待我的国家，因而主张国民党应坚定不移地执行联俄政策，而不能像辛亥时期那样幻想帝国主义能帮助中国革命。这种认识是与孙中山《遗嘱》的精神相一致的。同时，吴玉章认为，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引起各国人的注意，而辛亥革命各国不十分注意，其原因在于现在的革命带有国际性质，中国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世界革命以苏俄为旗手，以列宁主义为指导，苏俄与中国有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共同的目标（社会主义）。他从这样的高度进一步认识联俄政策，因此执行起这个政策来是那样的自觉和坚定不移。

　　胡汉民却不是这样。他对联俄本来是有保留的，后来终于站到了苏俄的对立面上去了，原因固然很多，而他看见苏俄的政治制度与自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理想格格不入，恐怕是最根本的原因。出于国民党的狭隘利益和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他将孙中山在世时为服从领袖所勉强做的事情都翻了过来，提出了“党外无党，党内无派”[ 蒋永敬：《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77-178、377页。]的口号，否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是一种“政策”。为了使自己在原先所写的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面前不致感到尴尬，他宣称马克思主义只能实用于欧洲，不适合于中国。他污蔑中国共产党是捣乱分子，是与国民党争权的袁世凯式的“反革命”。曾以“中派”相标榜的胡汉民，终于成为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右派，与他的政敌蒋介石合流，大搞起“清党”来。

　　诚然，胡汉民为了他那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进行了毕生的探索与奋斗。但是他始终未能为中国和个人找到出路。当他所坚持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与蒋介石所实行的个人独裁的专制主义发生矛盾和冲突的时候，他终于被蒋介石视为绊脚石而遭到囚禁。此后一蹶不振，抑郁而逝。而他早年的战友，后来的政敌吴玉章所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却在中国得以实现，并取得辉煌的胜利，吴玉章本人这种与时俱进，奋斗不息的精神得到广大人民的赞扬和崇敬。历史的这种结局告诉人们：吴玉章对辛亥革命的反思和对后半生道路的抉择是正确的，因为它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符合中国亿万人民的愿望。

　　（原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1年专辑；《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中华书局199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