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从中古重镇到近代都会(2)

辛亥革命网 2016-10-31 14:00 来源:《建筑设计研究》2016年第3期 作者:冯天瑜 查看:

武汉到底有多大年纪?这样的问题恐怕让众多的武汉人语塞。一座城市“市龄”的确定,并非简单追溯出某一久远年代便可了事,而必须将其纳入该城市发展的历程中作系统考查。

  我们一般说古代的文明是大河文明,都是在大河的哺育下发展起来的。“大河文明”这个观点是对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忽略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还应把它精细化一点:古代的人,特别是上古时候,当时还没有力量去驾驭大河的干流,所以古代的城邦的地点多数(几乎全部)是在大河的支流附近建立。比如黄河流域的一些城市多半是建立在黄河的支流,如陕西的渭河、山西的汾河、河南的洛水。我们现在讲到的盘龙城并不是建在长江边上,但是它要利用长江流水的优势。这是我的一个推想,将来还要找到证据。当时的商朝之所以要建立这么大一个城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集中和转运长江中游的铜。青铜是当时最重要的战略物资,是相当宝贵的。它主要有两个用途,一个是礼器(祭祀用的礼器,如鼎),另一个是兵器。有了青铜,才能铸造礼器,有了礼器,才能证明权利;兵器同样重要,有了青铜,你才能铸造兵器,才能打仗。而长江中游(湖北、江西、安徽)沿江一带有若干铜矿,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铜矿带。

  这是我的一个推测:盘龙城就是集中长江中游的铜资源,然后通过府河、汉水向北转运。汉水是长江流域以北的南北向的一个支流(大多数支流都是东西向),这样才能把青铜向北转输,然后经过随枣走廊到达河南,进入中原地带,到达商朝的中心地带。所以这很有可能是商王朝在长江中游——在我们的武汉附近建盘龙城的原因。我自己对这一假说,是比较有信心的。这个观点在九十年代,我就已经提出来了。而现在考古发现也证明了这一点:在盘龙城不仅发现了有青铜器,而且也发现了有青铜器铸造的一个作坊。作坊究竟有多大,而且数量和规模还要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必须用事实说话。盘龙城建立在长江的一个支流旁边,这跟丰、镐和洛阳都要建在黄河的支流旁边一样。

  二

  由国家确定行政建制,是城市定型的重要标志

  武汉建县,始于汉代。中国有年号是在汉武帝时期。汉高祖六年,从南郡析出江夏郡,今武汉在郡属之内。而江夏郡所辖沙羡县,县治在金口(金属武汉市武昌县,据武汉市区20里)管辖范围包含今武汉市区全境。所以在武汉出现国家的郡县制是在汉代,第一个有国家郡县制命名的就是沙羡县。这是在西汉。到了东汉末期至三国,魏、吴都有江夏郡之设,而魏的江夏郡治在安陆(云梦),吴的江夏郡初治汉阳鲁山(龟山)——龟山又名鲁山、大别山。我想这个“大别山”跟另外一个大别山是一致的。“大别”是为区分两个水流。大的大别山(就是红安、麻城那里,一直到安徽)是为了区分长江水系和淮河水系;而龟山的这个大别山是为了区分长江和汉水。魏的江夏郡在安陆,跟我们关系不大,不多展开。而吴的江夏郡跟我们有直接关系,它的治所就在汉阳,后移武昌江夏山(蛇山)。而这里的“武昌”是指现在的武昌。武昌原来在现在的鄂州,现在的武昌当时是江夏。毛泽东著名的诗句“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这个武昌鱼不是指武昌产的鳊鱼,是指鄂州梁子湖产的地道的武昌鱼。而毛泽东的诗词大量的句子都是从古时经典借过来的。那么“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是从三吴的一句民谣而来的,“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当时孙权想把吴的首都从建业迁都到武昌(现在的鄂州)来,而当时下江(江苏)那一带的老百姓,可能也包括官员不愿意迁移,宁愿喝建业的水,不去吃武昌鱼。这两个地方的武昌都不是指现在的武昌。而毛泽东则又把武昌当成现在的武昌,因为他当时是从长沙到的武汉。虽然他吃的武昌鱼不是武昌产的,是鄂州产的。这里面转了几个弯,我们不要简单理解。地理和文化结合起来推敲是颇有意味的。

  因此,今武汉地区定为县、郡治所,以西汉肇始,距今2100年左右。这在全国大城市中,历史也比较悠久的。说武汉是一个古城,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它的建城史有3500年,有中央政府的行政建制也有2100多年;而郡治置于今武汉市区(小武汉),则始于三国吴,据今约1700年左右。

  三

  武汉地区的市镇以工商业名世,始于何时?

  这也是考察一个大都会的历史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武汉是什么时候成为全国工商业集结地的?

  自西汉至三国吴,今武汉的武昌和汉阳先后成为县、郡治所,地区性政治、军事中心地位逐步确立,其经济功能则处于从属地位。唐、宋时期,鄂州州治江夏县(今武汉市武昌区)、沔州州治汉阳县(今武汉市汉阳区),隔江而立,双城格局确定。唐、宋时期,鄂州的州治就没有设在今天的鄂州了,就转移到了今天的武昌了。在过渡时期,有上武昌和下武昌之分,今天的武昌是上武昌,鄂州属于下武昌,因为在长江下游。这显然是跟这个地方是江汉交汇点有直接关系,交通更为便利,更为重要。这就形成两城并市的格局,北边的汉阳,南边的武昌。

  而武汉由“双城”演变为“三镇”,则因明中叶成化年间汉水改道,由龟山西北麓入长江,汉口与汉阳分开所造成。汉口的出现,是因为汉水的改道造成的。这里我要说一个地理问题。中国地名命名的一个基本规则:山之南为阳,水之北为阳,反之则为阴。“汉阳”这个名称,是原来的地理状态下的产物。按照成化年间汉水改道以后,“汉阳”应该改为“汉阴”,汉水之南。

  汉口以它独特的区位优势,得到了长江和汉水交汇之利,以商业大镇卓立华中,始于明代中后期,大盛于清代。到了明末清初,汉口作为交通枢纽和商贸中心,所谓“货旺连三江,物丰贯四海”,与北京、苏州、佛山镇并称“天下四聚”或者“天下四镇”,以商业地位而论,汉口镇更在其他三镇之上。有学者把城市的主要功能由政治军事转向经济称之为“城市革命”。所谓“城市革命”就是古代的城市从政治、军事中心,转化为工商业的中心,经济功能更大。而汉口便是“城市革命”的典型产物。因此,讨论武汉城市历史,明代中晚期汉口的崛起是重要的阶段性起点,值得注意。

  故武汉地区的市镇以工商业名世,是在明朝成化年间,距今大概600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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