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护法”与法治的历史经验(2)

　　孙文的错误选择

　　当时，绝大多数政治家口口声声都说要维护国体(民主共和制度)和法治(约法)，但多半言行不一。其他人的倒行逆施，人们容易理解；令人震惊的是，孙文以他首倡民主共和、首任临时大总统的特殊地位也在这个时候打着“护法”的旗号，却迈出一系列与法治背道而驰的步伐。

　　第一，在民主制度恢复在望之际，却肆意建立非法政府。

　　1917年7月1日，张勋拥戴溥仪复辟。同日，大总统黎元洪通电全国，宣布“誓不承认”，要各省“迅即出师，共图讨贼”，“复我共和”。翌日，电请副总统冯国璋代行大总统职务，特任段祺瑞为国务院总理。7月3日，段祺瑞在天津马厂成立讨逆军总司令部，誓师讨逆。从7月1日起，全国各地和各界人士纷纷谴责这一叛逆事件，以各种方式参与讨伐。12日，段祺瑞之讨逆军收复北京，张勋逃入荷兰使馆，复辟闹剧收场。

　　这一事件一发生，孙文坚决反对，这是正确的。但一开始，他就冀图依靠武力，另立政府，这一抉择引起一系列问题。他是在7月6日与章太炎、朱执信、陈炯明、许崇智等乘军舰南下的。7月9日抵汕头，停留数日，到达广州已是7月17日。从全国的形势看，当时与张勋的军事斗争已告一段落，中心已转向维护民主和法治的政治斗争。可是，他抵达广州立即就说：“此行主要目标是保持广东作为军事基地，邀请整个舰队到广东来；组织国会，建立政府，然后邀请黎元洪总统南来广州，执行总统职权，清除复辟派。”[12]

　　孙文此时的身份是个普通公民，是一个在野党的领袖，张勋复辟是违反宪法的叛国行为，任何公民都有权选用包括使用武器的方式与之斗争。可是，孙文到达广东时，叛乱已经失败。此时一个普通公民宣布要把国土的一部分变为“军事基地”，进而“建立政府”，显然是不合法的举措。早在7月3日叛乱初起之际，孙文在上海邀请各方要员讨论征讨叛逆问题时，孙文就冀图一举实现成立另一临时政府的蓄谋已久的计划。唐绍仪立即反对，“他认为目前北方是‘非合法政府’，南方也不能成立‘非合法政府’。”[13]当张勋叛乱失败后仍然一意孤行，其合法性就更加可疑了。

　　诚然张勋逃跑后维护民主与法治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可是，这时的争议已转入政治和法律领域。冯国璋代理大总统，符合《临时约法》。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及其他各部总长的任命，在张勋复辟的紧急状态下可以理解，但依法仍“须得参议院之同意”。北京政府决心绕过旧国会，重新召开临时参议院，修改国会组织法和国会议员选举法，成立新国会；而孙文等人则坚持要重开1913年选出的旧国会。围绕合法与非法之争，纵横捭阖，枪炮与笔墨并举，历时5 年以上。北方军人政客固然干了很多践踏法治的勾当，南方诸人也很难说是法的守护神。历史已经证明，要实现建立法治国家的神圣目标，决不是兵戎相见所能解决的问题。

　　为替自己的作为辩护，孙文提出一个“除尽假共和”的问题。他说：“今天北方起兵讨贼之人，又都是昔日赞成复辟之人，是非混乱，……今日反对复辟是假的，争后来之势力是真的，势力在手，又主张帝制，主张复辟 的。”“如何分出真假?要从人物上看去，从前反对共和之人，便是以后反对共和之人，我们万不能相信的……要除尽假共和，才有真共和出现，才有幸福可享，国家才得永远太平。”[14]

　　一个政治家作出这样的论断是颇为危险的。从政治上说，这等于向曾在前清做过文官武将的以及立宪派、保皇党人等等宣战，因为他们都是“从前反对共和之人”。从逻辑上说，这是荒唐的，因为过去不等于现在。而从语义上去考量，“真共和”、“假共和”的界定亦是一个难题。按严格的已经成为学者共识的现代民主和共和概念，孙文本人的言行就有不少与之背道而驰(后文我们还会详细讨论)，其他军阀和政客更不用说了。可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没有像孙文断言那样“势力在手，又主张帝制，主张复辟的。”更重要的是，现代民主国家的任何机构和个人无权审判公民的思想，据以定罪施刑；更不要说动用武力讨伐了。

　　第二，号称“护法”，却明目张胆践踏法治。

　　既然打出“护法”旗号，最低限度的要求是重大行动必须于法有据。现在看来，整个护法运动的重大行动(另立政府、“援闽”、“援桂”、北伐)都很难找到法理根据。

　　孙文到达广州的宣称：“共和国之总枢，全在国会，国会所在之地，即为国家政府所在之地也。”[15]姑勿论“国会所在之地，即为国家政府所在之地也”是否妥当，当时国会在广州的活动就是破坏法治的。

　　国会（参议院、众议院）共有议员870人，其中参议员274人，众议员596人。按规定两院非各有过半数之议员出席不得开议。可是，虽经多方联络，只有一百多议员到广州，而且约四成行止不定。1917年8月27日，所谓“非常国会”在广州开第一次会议，“到议56人，秩序颇乱，议长虽屡请各议员语言和平无效。”[16]这次会议和此后的会议根本不足法定人数。9日根据8月31日通过的《军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大元帅，出席议员也仅有91人(孙文以84票当选大元帅)，离法定人数亦非常远。

　　“非常国会”选举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但他们都认为此举是非法的。9月3日陆荣廷会同广西督军谭浩明致电孙文及在粤国会议员：“总统存在，自无另设政府之必要，元帅名称，尤滋疑义，易淆观听……此举不敢轻为附和。”[17]唐继尧则多次辞元帅职，并说：“中山举动，本嫌唐突，惟既已发表，有彼在，对内对外亦有一助力，将来取消，亦有一番交换，故此间仅辞元帅职，未言其他。”[18]说得最直截了当的则推广东督军陈炳锟，他在孙文当选后，公开召开记者会，坚决表示：“建立临时政府不符合宪法。在有总统行使职权的同时，没有必要要选一个非常大元帅。因此，有普通常识的人都会认识到这些行为是不合法的。”[19]如果不以人废言，他们说的不能说是毫无根据。

　　1918年5月20日非常国会改组军政府，把孙文降为七总裁之一。在“非常国会”范围内，这倒是依法行事的。如果真有民主法治观念，应该尊重和执行。可是，这很不合孙文的胃口，他干脆于6月初离开广东绕道赴沪，一走了之。

　　在将近一年的所谓“护法”中，稍为实在一点的成绩是在1917年末组织了一支所谓“援闽粤军”，进而从1918年1月至11月费了近一年的功夫，占据了一块以漳州为中心的26个县，号称“闽南护法区”。

　　此事是陈炯明一手经办的。这支部队的基础是省长朱庆澜把20营的陈炯明旧部交出，几经折冲，由代理粤督莫荣新任命陈氏为援闽粤军司令。此后，进军闽南，建设闽南，以及1920年8—11月的回粤之战和1921年6—11月的“援桂”，都是在陈炯明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史家对闽南建设评价颇高，本文不拟涉及这个问题。唯一应予说明的是，当时闽、桂均无合法政府向军政府求援，“援闽“、“援桂”云云，不过是进攻或反击的饰词，从法理的观点看，实在不足称道。这一时期(1917—1921)的所谓北伐，似亦应作如是观。

　　第三，玩弄毫无效果徒增纷争的政治游戏。

　　20世纪中国逐渐形成一个传统：只要以革命或其他冠冕堂皇的名义，就可以把法治置诸脑后 。一些史家所以热衷于歌颂孙文的“护法”，把他践踏法律的行为不以为意，主要的原因在于把他看成是革命正统的化身，为尊者、贤者讳的传统在自觉不自觉地起作用。

　　历史上确实有通过革命改变历史面貌的实例。在革命过程中也难免有这样那样的过火甚至“无法无天”的行动。如果真的达到了的目的，这些亦可看作历史进步必须付出的代价。在这种情况下，判断的标准就由法转向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