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护法”与法治的历史经验(4)

　　一说起陈炯明，中国人大约会立即联想到1922年6月的炮轰总统府事件，却很少人会知道，在民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十年，陈是孙的重要支持者，是卓有建树的政治家和将领。在护法时期，孙文唯一可以称为自己的武装的，就是以陈炯明为司令的粤军。不过，进入20年代后，双方的政见日益分歧。主要一点是陈主张推行“联省自治”，逐步用和平方式统一中国；相应地他反对在广州成立另一所谓“正式政府”，选举孙文为“非常大总统”。孙文本来也是主张中国实行联邦制，赞成联省自治的。辛革命爆发后不久，他便在巴黎发表谈话：“中国于地理上分为二十二行省，加以三大属地即蒙古、西藏、新疆是也，其面积实较全欧为大。各省气候不同，故人民之习惯性质亦各随气候而为差异。似此情势，于政治上万不宜于中央集权，倘用北美联邦制度，最为相宜。每省对于内政各有其完全自由，各负其统御整理之责；但于各省上建设一中央政府，专管军事、外交、财政，则气息自联贯矣。”[31]1920年11 月，陈炯明率粤军把桂军赴出了广东，孙文在回广州重建军政府的前夕，致电各省各军时又明确表示：“提议联省自治，尤其卓识……现在人民自决，潮流所趋，吾人宜本真正之民意 ，革故取新，推广平民教育，振兴农工实业，整理地方财政，发展道路交通，裁撤无用军队 ，实行地方自治。我护法各省，联合一致。以树全国之模范。”[32]可是，他实际念念不忘的是“北伐”，用武力统一全国，而不是秉“真正之民意”，把注意力集中于教育、经济 、交通和地方自治等经他认可作为“联省自治”基础的工作上。这与立意建设“模范省”的 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主张大相迳庭。

　　政见分歧所在皆有。善于处理，可以揭露和克服弊端，推动社会革新。处理不好，最为极端的可能导致兵戎相见，战火连绵。孙文如何处理与陈炯明的分歧呢?

　　冀图用手枪决是非!要是说前述几项是由朱执信出面，尚可藉口推脱的话，此事却是由孙文亲手布置的。1933年8月，陈炯明病逝。章太炎为其撰墓志铭，有几句耐人寻味的话：“(民国)十一年，孙公谋北伐，君以兵力未充辞，孙公疑君有他志。阴令部将以手铳伺君，其人弗忍，事稍泄。”[33]1923年6月1日，粤军将领黄大伟的一封致孙文的公开信，透露了其中的内情：“自佗城(指广州)称制(指选孙文为非常大总统)而护法解体，桂林改道而同室操戈，驯至断送桂闽赣。此次广州再变(指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部将炮轰总统府)，全省骚然。大伟愚诚，遂有佳电。不虞戆言朝进，捕令夕颁，责伟备极周内。伟丁年留学，公逃至欧，同人资以困乏，介以新知，于公宁无匡益?动曰训诲十余年，张角无此口吻!若南宁、梧州嗾杀元戎，实等乱命。大伟力争不可，指为抗令，抑又何辞!”[34]其中提到的“嗾杀元戎”指的是1922年4月间，孙文把手枪交给黄大伟，要他杀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此外，美国驻广州领事馆1922年4 月24日给本国政府的报告谈到：“孙中山在本月十七日左右由桂林抵达梧州。伍朝枢和另一些中国官员前往梧州，企图在孙陈之间，觅得妥协。孙竟然说南方有三人——陈炯明、唐继尧、赵恒惕——都该予谋杀剌死。”香港《华字日报》同年6月24日论《孙陈破裂原因》的社论也谈到“惟孙中山在梧州时，以手枪授黄大伟，命杀竞存，黄不肯奉命。”[35]可谓铁证如山。除了中世纪式的专制统治者，不论权力多大都无权任意处死他人。如果陈炯明犯有死罪或其他罪行，理应交付审判。从现有史料看，当时孙、陈之间不过是政见分歧，说服、撒职、求同存异是可以采用的正常途径，孙文表面上也做做这些文章，暗地里却选择坚持民主信念的现代政治家不屑一顾的暗杀!所谓“护法”，就是维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它规定自由权之第一项是“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孙文的行动践踏了《临时约法》，是对“护法”的又一重大嘲弄。

　　顺便说说，黄大伟的信还有一个值得重视之处：它生动地说明，当年孙文逃亡欧洲，是他们出资帮助他，以“新知”哺育他，完全是一个可以平等相处的政治人物。但一旦被神化，听惯了“伟大”、“英明”的颂声，就会使这一类政治人忘乎所以，自信确是天纵之圣，生来就是“训诲”和统治、领导别人的，而且这种变态心理还会成为思维定势，干出许多匪夷所思的事。

　　第五，在总统选举中罔顾法纪，使用各种污秽手段。

　　民国初年政治文化最丑恶的记录之一是选举。从袁世凯谋求当正式大总统开始，几乎都是三种手法并用；1，假造民意。2，武力威胁。3，金钱收买。以护法为名并在孙文治下的广州 ，亦没有显出法治本色。这突出地表现在1921年4月选举“大总统”的过程中。

　　对要不要选举总统，护法军政府内部意见很不一致，连蒋介石、吴稚晖等也期期以为不可。其他各政治派别中，更是反对者居多。云南的唐继尧、湖南的赵恒惕等固然坚决反对，在广东 ，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陈炯明亦不赞同，伍廷芳也有所保留。为了压制这些反对声音，除了箝制广州地区的报刊外，拥孙派在制造民意上也下了不少功夫。“连日华侨请举总统之电，皆以国民党名义拍电，声言正名定分，速举总统，其词若出一律……其在国内，则以国民大会为表示……向国会请愿。”[36]

　　选举中的暴力活动更令人触目惊心。

　　率先出击的是急欲再圆总统梦的孙文。1921年4月6(一说4月4日)日下午6时，孙文在广东省政府财政厅宴请国会议员，“迨开会时，孙即席演说选举总统之不容缓……当时议员吕复起而置驳，孙愤极，至以席上之酒壶掷击。”[37]

　　高潮是对持反对意见的议员棍棒交加，有的被打至生命垂危。《申报》曾简要地几次报导了有关情况：在孙文出击的“同日各议员在东园聚会，其反对选举之议员，在园中亦为人所扑击。”[38]过了四天，该报又报导：“众议院议长褚辅成向来为会中最负责任之人，此次对于选举总统，非常反对，所议既不行，今已决意离粤……又白逾桓、狄楼海亦因反对选举，在东园议员俱乐部，被殴至重伤，闻狄氏伤势甚重，恐有生命之虞也。”[39]

　　当事人白逾桓的一份电报更具体地描述了当时状况：“七日(按：疑是六日之误)与同人(指反对选举总统的议员)在新世界宴客，商议进行方法，席散外出，即有张继、田桐、居正等率领暴徒百余人，暗伏两旁草地，用铁杆乱击来客，狄君楼海被击伏地下，身受重伤，至今性命堪虞，桓次出，亦被暴徒围击头面胸臂，血肉横飞，幸得洪(兆麟)师长兵士营救，得以不死，时方晚间十时。”[40]香港的《华字日报》于4月8日也有详细报导，大同小异，不再征引。9日的该报更补充报导：“此次选举总统，固藉华侨电报以为鼓吹。近日复以华侨名义，组织锄奸团……谓选举总统实为应付时局的必要，如有意图破坏者，即是北方奸细，决以强硬对付云云。”[41]

　　白逾桓的电报对选举当天的情况亦有详细介绍：“八日(按：应是七日)林森即趁隙发出通告 ，开两院联合会，是日参观暴徒七八百人，多不带旁听券，由张继率领入场……复有人动议 ，议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案。此案内容无国会，无内阁，无时效，只有一长生不老、孤峰突出之总统。求之古今东西各国，罕有其匹。按照法律手续，应付审查乃不审查，只经林森读数遍，即做通过。通过后应公布，乃不经公布，即有人动议即日选举总统。田桐且动议用记名投票法，以威吓之。记名投票乃权要用以压迫选举人之武器，学者每有訾议，吾国大总统选举法订于袁世凯铁骑纵横之下，犹不录用此制，而田桐竟开口成宪……一日三小时竟通过如许重案，破坏民国之根本，儿戏国事至此，独不令人痛心乎!”[42]

　　稍加考查，这个过程与法治相径庭之处不少。这个“非常国会”自命为1913年的旧国会的延续。但旧国会在1913年已经制定过《大总统选举法》，如要另起炉灶，必须将原法废除。可是，非常国会不但没有履行这个程序，甚至没有提出这个问题。他们选举总统的法律根据，是另行制定的《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几个小时内完成这么重大的法律的三读程序，已属惊人；通过后没有按照公认的程序向国内外公布（这个法律自己也规定：“本大纲由宣布日实施”），立即据以选举大总统，更可谓以国事为儿戏。再看看它的内容吧！“政府组织大纲绪言，略谓选举大总统，付托以讨乱及建设之全权……大纲七条，略如下：（一）大总统依本大纲行使职权。（二）大总统由非常国会选举，以得投票数过半者当选。（三）总统总揽政务，发布命令，统率海陆军，任免文武官吏。（四）大总统对外代表中华民国。（五）设各部，掌部务，由总统任免。（六）本大纲由宣布日实施。（七）本大纲施行之日，军政府组织大纲废止。”[43]显然，他们选的不是民主国家的总统，而是至高无上不受任何机构制约的的统治者。一个不足法定人数的国会就是这样把孙文推上“大总统”宝座的。

　　与此同时，“非常国会”还留下开除“附逆”(支持政敌)议员和胡乱增补议员等令法治蒙羞的记录。有现代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公民有言论自由，不得以言治罪；议员履行其职务的言行更有豁免权，不得追究法律责任。可是，“非常国会”一开始，就按照自己的政治标准肆意剥夺别人的议员资格。1912—13年国会议员选举，曾同时选出候补议员，以备出缺时递补。1917年孙文等蓄意在粤召开“非常国会”，为凑足法定人数，他们玩弄一个花招：“其未来者，通知限期请其速来，如到期仍不来或死亡者，就其原籍之候补议员，补足名额以符合法定人数，国会遂宣告完全行使职权。”[44]即使这样强行递补没有出缺的议员，也没有凑足法定人数；同时，别人也不成认这样的非法举措；于是，弄出了一席两人的议会奇观！1920年末粤军回师，孙文重新主导广东政局后，“非常国会”又故伎重演，再次剥夺一大批议员的资格，同时增补一批议员。1921年1月12日，“非常国会”两院“开联合会，组审查委员会，共二十一人，审查议员附逆。标准：（一）通电破坏宪法会议者。（二）通电诬伍（廷芳）卷逃者。（三）曾任岑（春煊）政府各职者。（五）提案补选伪总裁者。（六）曾领滇路费复回粤者。”[45]岑春煊与孙文、伍廷芳一样，是非常国会选出的总裁之一，无论支持谁，都是军政府内部的分歧。支持某一方，就是“附逆”，是地道的专制主义心态。为反对北京政府，孙文要召开“非常国会”；可是，当这个国会认为不宜让孙文继续独栽，应当用七位总裁组成的委员会取而代之的时候，他却要分化这个“非常国会”，让追随他的议员领路费到云南开会！这表明所谓国会，在他心目中不过是可以随便拿捏的泥巴。他的追随者据此取消别人的议员资格，明明是对现代文明和法治的嘲弄和践踏。可是，为了当上总统，孙文竟默许追随者干出这样的勾当。看看七天以后广州上演的丑剧吧！“两院昨表决附逆议员，计通电坏宪者二人，诬伍者二十四人，任岑政府职者三十四人，僭议长秘书者七人，提补选总裁案者二十七人，另领赴滇费复回粤者数十人，不在内。”[46]仅前五项就达九十四人，而这个所谓非常国会最盛时也只有二百来人！选举孙文为总统，就是由这样经过政治清洗的“非常国会”演出的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