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护法”与法治的历史经验(3)

　　不过，即使按对革命家的要求去衡量，孙文的所谓护法也乏善可陈。

　　首先，所谓军政府用其秘书长章太炎的话来说是：“命令不能出府门。”[20]具体说来是“自大元帅(府)成立后，号令不出河南士敏土厂(大元帅府所在地，属广州河南地区，即现在的海珠区；士敏土，现通称水泥)，元帅陆、唐二公亦在观望中。大家无事可为，终日在长堤照霞楼俱乐部闲聊，或弈棋自遣。”[21]孙文似模似样任命了好些各部总长和其他官员 ，但大都没有到任。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弄出这么一个“影子政府”，与其说是“革命”， 毋宁说是对革命的嘲弄。

　　其次，从广州和整个广东的状况看，也很难闻到什么“革命”气息。依然是桂系、滇系和龙济光等军阀的队伍在横行，烟赌遍地，横征暴掠，“护法”前后，无丝毫改变。

　　再从全国范围看，这样的“护法”只有一个后果：加剧了军阀混战的局面。出现的真正是“春秋无义战”的局面。

　　第四，助长政治瘟疫蔓延。

　　19、20世纪中国的一大问题是政治专制和腐败。进入民国时期，随着政治制度的改变，出现了新的腐败和侵犯自由的形式。例如，官员、议员要选举了，贿选、迫选等前所未有的腐败随之蔓延。更恶劣的是运用暗杀之类的残暴手段去消灭政敌，乃至为争权夺利不惜出动部队用大炮、机枪去剿灭政敌。这些都是由袁世凯开其端的。高举护法和革命大旗的孙文及其追随者理应对这些政治瘟疫坚决扑灭，最低限度是本身有较强的免疫力，不要同流合污。不幸，孙文及共追随者没有抵挡住这场瘟疫。

　　首先是动用武力对待盟友。

　　民国时期兵连祸结、百姓遭殃的一大问题是武人、政客有不同政见或利益矛盾不是通过和平手段求得解决，而是动不动就诉诸武力。“护法”运动中孙文也沿袭了这种以枪杆子定是非的政治文化。1917至1918年间，桂系仍是孙文的盟友，其将领也被任命担任广东的主要军政领导职务。由于在招军、官员任命和财政等问题上意见分歧，孙文竟两次下令炮轰位于广州观音山(越秀山)的督军府(即后来孙文的总统府)。

　　第一次是1917年11月15日，孙文下令海军炮轰督军府，海军总长程璧光拒绝执行命令，孙文“临时改至中流砥柱炮台亲自指挥台兵(已预先约好的)发炮，奈因炮是三十年前……所制的旧炮，药包潮湿，轰不着火，”[22]这个莽撞行动才未实现。

　　第二次是1918年1月3日晚至4日凌晨，孙文不顾许多人的劝阻，率亲信登上同安舰，并命豫章舰随行，“俟两舰正驶至中流砥柱附近时，先生(孙文)指挥开炮，向督军署轰击；两舰长初犹豫不敢应，先生乃亲发数炮，又督促炮手发数十炮，于拂晓始止。”[23]与此同时，“游击司令李安邦已遵令率小兵舰巡江，向长堤桂军机关如江防司令部等用机枪扫射……桂军方面绝无一枪还击。事后得悉莫荣新事先已得密报……莫的参谋长郭椿森力主镇静，不予还击，谓‘……不还击，人将谓曲在中山，彼将更成孤立，由于莫荣新采取郭的不理睬策略，加上陆上之滇、粤军不起而响应海军的发难，事态遂没有扩大……中山先生并因过度疲劳而致病，休息了数日。莫荣新还曾假装若无其事，亲到帅府向中山先生问疾。”[24]

　　孙文此举，军事上固然一无所得，政治上输得更惨。

　　其次是步袁世凯的后尘，居然用暗杀手段对待政见不同的军事、政治领袖。

　　“护法”时期，在“护法”队伍内部一再出现暗杀事件，其中最震惊国内外的是暗杀程璧光 、方声涛、陈炯明和邓铿(仲元)四位将军的事件。除邓铿死于谁手尚有争议外(孙文是主要怀疑对象之一，证据颇多)，前三件都是孙文或其追随者干的。

　　程璧光是北京政府的海军总长，是他率领舰队把孙文等人送到广州。在军政府中他亦被任命为海军总长，辖下的舰队是支撑军政府的主要军事力量之一。1918年2月26日，程氏突然在广州市珠江岸边海珠码头遇剌身亡。据参与物色凶手的罗翼群(当时任大元帅府少将参军)说，是朱执信 “嘱我再与南洋华侨诸同志商量，再行组织一批干部，候命行动。我如朱言再度就商于罗立志 、张民达两人。旋即获得结果，谓可仍由民达同居之二人负责此项任务……其后我在军中偶与张民达闲谈，张始透露出当时受朱执信命布置行剌程璧光之经过，并谓当日(二月二十六日) 下手剌程者即萧觉民、李汉斌两人。”[25]其他人的回忆如张慕融的《张民达传略》[26]、李良如、陆满的《从龙济光入粤到粤军回师期间的广东政局》[27]，均与罗翼群的回忆大同小异，可作为最后定论。“在一九一七年开始的护法动动中，朱执信成为孙中山的主要助手之一，担任设置在广州的大元帅府的军事联络和掌管机要文书的工作。”[28]杀海军总长这样的大事，没有孙文的首肯，朱执信是不敢干的。

　　程璧光犯了什么弥天大罪，非死不可呢?归纳起来对他的指摘有两条：

　　一是他反对炮轰督军府。“据说，孙文致函询问舰队司令程璧光，‘你既是临时政府成员，为何不执行指示炮击广州?’程司令回答：‘我们舰队开赴南方的本来宗旨是支持共和护法 ，别无其他。此外我是广东人，我应维护当地和平’。”[29]炮轰督军府和攻击桂军，虽然是孙文的主意，但显然不利于护法事业，侵害市民的和平生活。程璧光的回答可谓掷地有声。

　　二是说他与桂系勾结，对孙中山不利。有一个前提必须肯定，当时的军政府并未与桂系决裂 ，且以西南(包括广西)各省的代表自诩。与桂系接触，不是什么罪行；何况以多变著称的孙文，当时为摆脱困境，也正在寻找与西南各省实力派结合的新形式。西南联合会、联省自治的活动都曾得到孙文的支持。海军要生存、要吃饭，空有其名的大元帅府不能解决这些实际问题。 程璧光与两广的实力派和广东的合法督军接洽于法于理均无不合，说会对孙文不利纯属猜测之词。孙文一伙如果发现程氏有谋叛行动，应该依法起诉和审理，这才是“护法”军政府应有的风范和运作正轨。孙文口头上曾一再反对暗杀，却纵容或指使主要助手干这样的违法勾当，实在令人痛心。

　　在暗杀程璧光之前，朱执信还曾组织暗杀滇军师长方声涛。执行者就是剌杀程璧光的那几个人，罗翼群则是受命寻找凶手的知情人。时间是1918年1月中旬，即第二次炮轰督军府后约十天，方中弹重伤，但抢救过来了。原因呢?“在第二次炮击督府之际，滇军师长方声涛约同张继(同盟会元老)到帅府劝阻中山先生，当时曾受中山先生面斥，并着方、张二人暂留帅府，待炮击完毕后始准其离去……朱执信与左右研究分析结果，认定滇军对护法态度日趋动摇，关键在于方声涛个人与唐继尧(云南督军、滇军领袖，军政府的元帅)一鼻孔出气。”[30]

　　民主共和制的基础是尊重不同的政见，不管有没有分歧，重大问题都应通过自由讨论，按法定程序作出决定。只能与某一政治领袖而不能与其他人“一鼻孔出气”，这是专制主义者的思维方式，是有现代民主、自由观念的公民无法接受的。孙文的护法军政府当时依靠的是四支武装力量：海军、滇军、桂军和粤军。孙文及其助手不但没有体现现代政治家应有的团结一切盟友(那怕是暂时的)的胸怀和政治技巧，反而使用极端手段去一一处置他们，直接后果固然很坏，更可怕的是培植了一种在正义(如革命、护法之类)的名义下厉行专制和恐怖统治的恶劣政治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