荫昌南下督师及袁世凯出山内情考(2)

　　荫昌南下督师行程考

　　1911年10月12日上午，清廷正式颁布上谕，著荫昌带陆军两镇南下，“所有湖北各军及赴援军队，均归节制调遣”，务必及早扑灭革命。荫昌奉到上谕后，并未立即启程南下。一方面，大军南下，须进行种种准备，比如粮饷、军械、饷银、兵站，调动人员等等。另一方面，虽然清廷令荫昌率领陆军两镇南下，但并未指明何镇。荫昌须与军谘大臣贝勒载涛商量。10月13日，载涛才从直隶永平回京。当天载涛被监国摄政王载沣召见。同日，荫昌进内请训。载涛、荫昌等同在内廷商议选军、调兵等问题。最终决定，将陆军第四镇暨混成第三协、混成第十一协编为第一军，由荫昌督率赴鄂。10月14日，清廷正式颁布编配三军上谕。

　　10月15日下午5点45分，荫昌由前门西车站乘坐专车出京。第二天晚，荫昌抵达彰德，拜访袁世凯，“语秘不得闻”。据说荫昌此行目的之一是劝说袁世凯出山，但肯定也会谈及湖北“乱事”。袁世凯在会晤后，说荫昌“识议明超，踊跃前进”，湖北革命军为“蠢兹小丑，不难一鼓荡平”。剿灭革命，似在举手之间。之后，荫昌继续南行。10月17日晨，抵达郑州；当夜抵达信阳。10月18日，有人向盛宣怀报告，荫昌“现在信阳停车，未闻有南行时刻”。同一天，荫昌向清廷报告汉口战况，内有拿获革党三名之说。《民立报》还以《拿获三人》为题，对荫昌进行冷嘲热讽。

　　10月19日，荫昌在信阳电奏设立行营司令处。据报道，荫昌“驻节鄂、豫交界之鸡公山上，即以鸡公山为大本营。该山虽距鄂少远，然以更复前进，便觉无险可守，故只得暂屯是处”。直到10月22日，荫昌才抵达孝感。

　　10月25日，荫昌前往滠口督师。10月27日黎明，荫昌令清军进攻。就在同一天，清廷颁布“统一事权”上谕，调回荫昌，并命荫昌将第一军交给冯国璋，待袁世凯到鄂后，再行回京供职。10月28日，荫昌在孝感接到此上谕。与此同时，冯国璋抵达孝感，前赴战地。10月29日午后，清军攻克汉口。冯国璋恰好从孝感赶赴汉口，并于当天晚上返回。荫昌遂将前敌军队全部交给冯国璋统率，并且报告清廷将于10月31日返回信阳，打算与袁世凯会面，然后回京。清廷于11月1日统一贝勒载涛开缺，任命荫昌为军谘大臣。11月2日下午4点10分，荫昌等人回到北京，并于11月3日早进宫谢恩，然后赴军谘府接任军谘府大臣。

　　经过考证，可知荫昌从10月17日夜抵达信阳到10月22日抵达孝感，耽搁了近5天之久；从10月22日抵达孝感到10月27日黎明令清军进攻，又耽搁了近5天之久。在瞬息万变的前敌形势面前，荫昌何以从“踊跃前进”到“迟迟不发”；抵达孝感后，又为何不急于进攻？

　　对此，少部分人认为系荫昌怯懦畏战，大部分认为因北洋军不听荫昌号令。这两种解释并不符合历史实际，本文将从两个角度进行辩驳：首先考证清廷何时决定调回荫昌。若是清廷早就决定调回荫昌，予以袁世凯军事全权，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北洋军，就没有了暗中抵制荫昌的动机。其次考证清楚北洋军南下时间与行程。若是北洋军没有耽搁，直抵汉口，就没有故意徘徊的时间与行动。清廷决定调回荫昌，与袁世凯出山息息相关。因此，必须考察袁世凯出山过程，才能确定清廷何时决定调回荫昌。

　　袁世凯出山内情考

　　1911年10月10日夜，武昌起义爆发。武昌为天下之重心。武昌失守，极可能导致各省响应。“乱机之伏，几如遍地火星，随处可以触发”。局势危急，清廷必须尽快拿出对策。第二天下午，奕劻、那桐、徐世昌、盛宣怀、毓朗、荫昌、寿勋、谭学衡、邹嘉来、胡惟德、曹汝霖等人在内阁公所会议。最终议定：派陆军两镇南下援鄂。会议结束已到下午6点（酉正）。当天监国摄政王载沣也接到奕劻送来的电报，但并未降下谕旨。

　　10月12日早朝，载沣召见奕劻、那桐、徐世昌、载洵、毓朗等人，继续商量对策。载沣因武昌失守，十分惊慌。那桐、徐世昌趁机提议起用袁世凯。奕劻则“不开口，欲试摄之伎俩也”。奕劻表面上冷眼旁观，实则支持袁世凯出山，只不过试探载沣还有什么“伎俩”而已。载洵、毓朗同声附和。但毓朗以瑞澂电奏模糊，且不知袁世凯是否肯出山为由，建议载沣一面询问袁世凯之态度，一面等待载涛从永平回来，再降谕旨敦请袁世凯出山。载沣此时态度似在犹豫当中，“尚未决”。但在各方压力下如袁党、地方督抚、言官等，尤其是面对日益严重的形势，载沣不得不起用袁世凯。

　　10月14日，清廷决定正式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据许宝蘅说，载沣“诣仪鸾殿请懿旨二次”，才取得隆裕太后的同意。又据载洵亲信冯公度说，清廷本来也打算授予袁世凯军事全权，“原练六镇，均归统辖，督师前往。至发表时，而六镇悉归统辖之说竟未一齐发表，令人不解”。因此，在关键军权上，清廷并没有予以袁世凯全权，而是令袁世凯会同调遣荫昌、萨镇冰所带水陆各军。同一天，盛宣怀致电袁世凯，告知清廷决定。10月15日，袁世凯以“衰病侵寻，入秋尤剧”，请“另简贤明”。态度还比较坚决。于是，清廷派阮忠枢前往彰德劝驾。据张镇芳说，10月15日，奕劻“招斗瞻至内室，面交亲笔信，令其赴邺。想系言摄政惭愧，恐不应命，与诸小爷恳求之诚。且自言至好，祈出而拯济时艰，不可坚辞等语”。当天，阮忠枢抵达彰德。虽然有一番争论，袁世凯还是决定出山。10月16日，袁世凯具折谢恩。同一天，两江总督张人骏致电袁世凯，劝其出山。10月17日，袁世凯向张人骏抱怨道：“鄂兵全变，各路零星援兵绝少，急切难到。部军皆有专帅，讵易会调。凯现赴鄂，无地驻足，亦无兵节制，用何剿抚？现商阁拟请增直省续万人，编营统往协剿，未知能否得请？”由于袁世凯已经答应出山，故他在回电中强调出山的客观困难。

萨镇冰

　　10月18日，袁世凯复函张镇芳，详细交代了其出山条件：

　　此次变起仓猝，武汉已失。承泽（庆亲王奕劻——引者注）手书交斗瞻送彰，传述当扆（摄政王载沣——引者注）语，意极恳挚。兄断不能辞。昨已具折谢恩。惟沥陈病状，云急切恐难就道，并须一面妥筹布置等语。另又开具节略八条，大意谓无兵无饷，赤手空拳，何能办事。拟就直隶续备、后备军调集万余人，编练二十四五营，带往湖北，以备剿抚之用。又拟请度支部先筹拨三四百万金备作军饷及各项急需。并请军咨府、陆军部不可绳以文法，遥为牵制等语。此项节略已交斗瞻带京面呈承泽。如各事照办，兄自当力疾一行。前夕午楼过彰晤谈，兴致颇为踊跃。北路去军皆由伊统辖，兄仅有会同调遣之权，恐多推诿。鄂军全变，各路援军极少，非自成一军，不足济事。

　　10月18日，阮忠枢回京。据许宝蘅记载，“项城有折谢恩，又有应预备各事宜一函，堂官代为进呈”。当天，奕劻、那桐、徐世昌一同回复袁世凯：“倾诵来函，并荩筹各节，所开手折，已照录呈监国摄政王，并交泽公阅过，均可照办。即请分别电奏，请旨遵行，余属阮参议详细电奏陈。”由此可见，清廷基本同意了袁世凯所提各条件。内阁并请袁世凯分别电奏，请旨遵行。之后几天，袁世凯分别奏请起用关防、编练军队、调集旧部、筹办军饷等，清廷一并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