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觉悟与辛亥革命的成败

　　对辛亥革命与民众问题，史学界在本世纪前的研究中虽然多有涉及，而专题探讨则是近十年内的事，而且至今此类论著仍然不多。笔者拟从辛亥革命时期的报刊、时人记述以及民国时期的地方志中搜集相关资料，对此问题做些许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民众的政治倾向与辛亥革命的胜利

　　武昌首义成功之后不到50天，内地18个行省中有15个省(包括湖北)和两个重要城市(上海和重庆)宣布脱离清朝的统治而独立(一些县、市的独立未计在内)。至次年2月12日(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爱新觉罗・溥仪“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颁布退位诏书，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寿终正寝。

　　清朝之覆灭，何其快速!如从同盟会成立之时算起，不过六年；若自武昌起义算，则仅仅四个月。革命风潮迅猛发展，“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得以实现，其原因甚多，而清朝人心丧尽，民众必欲倒之而后快，是很重要的因素。回顾孙中山发动乙未广州起义失败时，国人无不目之为乱臣贼子，诅咒谩骂之声不绝于耳。随着时间的推移，清廷之腐败无能愈益暴露，民众对其怨恨亦更加深，对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则渐表同情。故庚子惠州之役败，有识之士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辛亥三・二九起义，“事虽不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概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此时，连曾经拥护清廷“新政”的立宪派也彻底失望，民众倒清的愿望更加强烈。故武昌义旗一举，清朝的覆灭也就在指顾间了。可见，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的胜利，与人心向背息息相关。孙中山在总结颠覆专制、创建共和那段历史时，对民众之政治倾向与革命胜利的关系作了实事求是的肯定。他说：“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用能鼓动风潮，造成时势。卒赖全国人心之倾向，仁人志士之赞襄，乃得推覆专制，创建共和。”对此，梁启超在中华民国建立十年后写的一篇文章中也有颇为深刻的认识。他说：“原来政治是民意造成，不独‘德谟克拉西’政治是建设在多数人意识之上，即独裁政治、寡头政治，也是建设在多数人意识之上。无论何种政治，总要有多数人积极的拥护――最少亦要有多数人消极的默认，才能存在。所以国民对于政治上的自觉，实为政治进化的总根源。”这种“造成”政治的“民意”，也就是民众的政治倾向，在辛亥革命中具体表现为民众对革命的拥护和对清朝统治的仇恨。

　　当时民众对反抗清朝统治的革命或起义之拥护――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民众对满清统治极度不满而期望一种新的力量来改变现状――主要表现在下层群众、地方绅商，甚至士兵、警察，投向反抗清朝统治之一方而与朝廷对立。在这种形势下，不少官吏(包括一些清廷的封疆大吏和高级将领)，出于对时局的分析和利害的权衡，也“弃暗投明”，站到了清廷的对立面。

　　辛亥前夕，民众对于揭露清朝腐败残忍、宣传反清革命的活动即予默认。当大声疾呼革命以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军》出版后，发行至百万册之多，就已反映了民众的态度。在长江上游的泸县，同盟会员余俊英得到《警世钟》、《革命军》后，在其家乡“日持书于城乡市间讲演，听者如堵”。这种被清廷视为“叛逆”的宣传，在泸县这个长江边上的水码头，竟然“听者如堵”，民众同情革命的政治倾向可见一斑。

　　四川保路运动被视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线。由“文明争路”发展而成的保路同志军起义，旬日之间，遍及川省各州县，人数达数十万，已经表明民众对清廷愤愤之情；而对同志军与清廷官、兵的态度，更能说明一般百姓的政治倾向。在川督赵尔丰致内阁电中称，民众见同志军“则助粮助饷，见(清)兵则视同仇雠，甚至求水火而不与”。也是在四川，自称“突起义军，俨然川中嚆矢”的江津，在闻知各处起义消息后，当地士绅即运动盐防安定营官兵，准备起事。全体营兵一致同意，并赶造汉帜，遍插各铺户。与此同时，县令吴良桐也接受士绅的敦劝，交出印信，于辛亥年九月三十日“竖旗城上，大书‘汉’字，又于高小学校前壁大书四字曰‘蜀军分府’”。吴良桐交印后，成了这个蜀军分府的统领。江津士绅策动当地驻军、官吏“反正”，完成了“光复”大业。

　　在湖北，武昌起义后，各地援军源源开赴首义之地。在抗击清军的进攻中，士兵英勇作战，民众积极支持。此仅引述首义十日后黎元洪致萨镇冰信中的一小段，即可概见当时革命军的英勇奋战与民众支持革命的情景。信中说：“即就昨日陆战而论，兵丁各自为战，虽无指挥，亦各奋勇突进。汉族同胞，徒手助战，损坏铁轨者指不胜屈。”甚有妇孺馈送面包、茶水入阵。此情此景，言之令人奋武。

　　湖北之襄阳地区，历代为兵家必争之地，而其“光复”，却未费一枪一弹。其所以如此，全赖当地民众的拥护与支持。据《时报》报道，当闻知武昌起义之后，当地民众“引领翘首望民军之来，如望岁然”。在临时组织的600余名义兵进攻襄阳城时，坚闭城中的五营清军并未抵抗，义兵遂攀援入城将城门打开。“甫开，来军(指临时组织之义兵)尚未进城，而城内之白旗飞扬空中。城既下……‘襄阳万岁’、‘大汉民国万岁’之欢声聒耳欲聋。是役也，自起义以迄事定，未费一兵，未折一矢，仅三日而谷城，而均州，而南障、枣阳、宜城等州县均望风反正，可见灾运之当阳而人心之归汉矣。”

　　最早响应武昌而独立的湖南和陕西，民众和士兵也积极支持、参加革命。

　　据报道，湖南独立后，“各商民人等欢迎义师，每日鼓乐致送牛羊猪马者不下数十起。绅学各界人等前往投效者，络绎不绝”。而在江苏的湖南人，为支持革命，组织“旅苏湘团联合协济会”，捐资编练军队，准备北伐。报纸报道协济会成立时之盛况说：与会者四百余人，“先由发起人蒋君风棠、易君著勋登坛演说，略谓：本会宗旨，专为联合湘人筹集巨款，招练湘军数千人，编成敢死决死队，即行北伐，以定大局。一时闻者无不鼓掌赞成，欢声雷动……当场由众同乡解囊捐助会费，立集数千元之谱”。陕西则由同盟会组织的新军发起、防军支持而完成独立：“新军先哗变，防营应之，蜂拥人省垣，先劫藩库，次据军装局，巡抚钱能训闻警即逃，其他官吏或逃或降，为满清殉难者甚鲜。商民安堵，并无骚扰。”

　　江苏经济发达，风气早开，是革命者积极活动的场所，也是革命者宣传的清朝在建国之初的暴行――诸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发生的地区。因而在这一地区，民众对清朝统治者的仇恨十分强烈，对革命则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不少清朝官吏、士兵、警察乃至旗营，无论其动机如何，也表示归顺革命，表现出与革命者合作的态度。至于立宪派诸君附和革命则更不待言。以苏州光复为例。据《民立报》、《时报》报道，辛亥九月十四日傍晚，有三个民军代表至苏州抚署求见巡抚。程德全立刻请见，“谓诸君来意本抚院早已知悉，极愿共表同情”。苏州全体新军支持光复，防营亦归顺民军。于是，十五日即下令城内外一律悬挂白旗。程德全被推为都督。新军、宪兵、巡警、巡防营均手缠自布，各门城墙则高悬自旗，到上午十时，“如观前街、闾门街，以及道前街一带商店，类皆白旗招展，有书‘新汉’、‘大汉’字样，或书‘光复’，至午后，则住户人家比比皆是。此已见清国人心已去，兵不血刃而自解也”。苏州光复后，民众又投入支援革命军的工作。以卜明慧医士为会长的“苏州妇女协助受伤军士衣服会”在辛亥九月三十日成立。该会为受伤之革命军士捐助、购置手套、围巾、马甲等，三日内会员即增至一百余人。

　　江苏镇江乃南京门户，是江南军事重镇。当革命浪潮席卷江南之际，这些以监视绿营、镇压人民、特别是镇压汉族人民反抗为职责的旗兵，亦表示归顺革命而放弃抵抗。报载，镇江商会绅董于九月十五日邀旗营各佐领开会商议，“各佐领谓，旗营全体咸愿归顺革军，以保卫生命财产云云。众皆赞成。”十六日，该会绅董与丹徒城自治公所邀集本城满汉文武各官暨绅商学界在万寿宫开会聚议，“各界皆谓，事宜从速，若再游移，全城身家生命必将不保。于是各官皆愿赞成，众人即拍掌大呼‘独立万岁’而散。商会暨自治公所当即遍发传单，宣布独立”。晚间，各商铺皆高悬白旗，而旗营守城弁兵，亦一概撤去。

　　通州(民国元年改为南通县)是苏北的重要城镇。当地绅商学军各界对革命皆表同情与欢迎。当一小队民军抵达通州港后，当地“军队大表同情，臂缠白布，高张‘光复大汉’白旗，排队至港迎接。协防中队以及工商业、体操会、师范、中学、高等小学各学堂并法团职员，均全队出城欢迎。道旁夹观者，男妇老幼约有万人。武(民)军过处，拍掌之声如雷，西门边(鞭)炮声不绝”。民众即推举民军首领许宏恩为军政长，通州于是“光复”。记者对通州光复之夜作了如下描述：“斯时，正皓月当空，一清如洗，白旗飘扬，欢声雷动。”通州光复后，在南京的通州学生返乡，即“仿上海学生军办法，组织一学生队”，准备北伐，报名人队者颇为踊跃，表现出学生们的革命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