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民生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矛盾(3)

　　“这是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相调和，不是相冲突。社会之所以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有冲突。……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是社会当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33]在这里，孙中山承认阶级斗争的现实，但他主张阶级调和，不主张阶级斗争，认为阶级斗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只有阶级调和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只有求生存才是历史进化的原动力。这里，孙中山把阶级调和与阶级斗争完全对立起来。事实上，历史上的阶级利益冲突，经常性的解决办法是阶级调和，只有在阶级矛盾激化而不可调和的时候，才出现暴风骤雨般的阶级斗争，或者就是革命。在阶级矛盾激化而不可调和的时候，推动历史前进的就是阶级斗争。把人类求生存当作社会进化的原因是一种表面的看法，不是实质性看法，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一种认识。在这里，求生存是一个理论陷阱，它掩盖了社会矛盾，掩盖了阶级矛盾，是阶级调和论的理论根据。富人要求生存，穷人要求生存，地主要求生存，农民也要求生存，资产阶级要求生存，无产阶级也要求生存。仅从这一点来说，似乎是有道理的。但是必须指出，不同阶级的人所求的生存是不一样的。富人田连阡陌，穷人求一瓢食而不可得。求生存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就是问题所在。同处在一个社会里，要求生存的各阶级就会发生利益冲突。社会各阶级发生利益冲突，是历史的存在，这种冲突依靠阶级调和而不可解决，就只能用阶级斗争的办法解决，或者只能用革命的办法来解决。因此，求生存是表象，在斗争中求生存才是实质。把求生存解释为社会进化的原因，是用社会表象掩盖了社会实质。

　　孙中山还说：“就令在一个工业极发达的国家，全国的经济利益不相调和，发生冲突，要起战争，也不是一个工人阶级和一个资本阶级的战争，是全体社会大多数有用有能力的分子和一个资本阶级的战争。”[34]孙中山在这里退了一步，承认阶级矛盾也有不相调和的时候，也要发生阶级斗争，但是他认为，那将不是一个工人阶级和一个资本阶级的斗争，而是社会大多数“有用有能力的分子”和资本阶级的斗争。这是一种猜想。在这里，用大多数“有用有能力的分子”模糊了阶级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如果发生阶级对抗，两军对阵，主要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总之，孙中山在观察欧洲社会时，看到了那里出现过阶级斗争，他没有否定，而是肯定那些阶级斗争事实的。

　　面对欧洲出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残酷现实，孙中山在理论上动摇了，没有把他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认识贯彻下去，他采取的态度是：希望避免在中国出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世界上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已经产生并且在欧美有很大影响。推动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都在这一时期相继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面对欧美社会的急剧变化，学者们提出了各种解决社会难题的方案，反映这些方案的是大量政治经济社会学著作。孙中山正是这时候在欧美各国游历，不仅观察了、考察了欧美各国的社会政治，也大量阅读了各种社会科学书籍，包括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他看到了欧洲的革命，看到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他对照欧洲，反复思考中国的出路。这正是他酝酿三民主义学说的时期。到1905年左右，孙中山挽救中国的战略思考开始成熟，这就是他组织中国同盟会，提出三民主义学说的时候。

　　孙中山的思考，首先是实行民族主义，推翻清朝统治。如果仅是推翻清朝统治，那就与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没有什么区别。民族主义加上民权主义，把封建帝国改成民国，引进民主立宪体制，这就与改朝换代有本质区别了。仅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中国社会面貌还是难以发生根本改变，孙中山认为还要引进资本主义生产力，引进资本主义生产制度，这就要实行民生主义。孙中山看到了资本、资本主义制度对欧洲社会面貌的改变，也看到了资本主义引起剧烈和残酷的阶级斗争。他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产生了畏惧情绪。因此，他在思考阶级斗争理论问题时，止步了。

　　有鉴于此，孙中山希望在中国革命成功后实行民生主义，他为此设计了一套方案，主观上希望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发展机器生产，又要避免中国社会未来出现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是孙中山设计民生主义方案的基本出发点。

　　1905年5月，孙中山在比利时访问第二国际的领导机关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与执行局主席王德威尔德和书记胡斯曼谈话，孙中山针对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状况说：“我们黄种的同志希望改进这种制度，使之同我们党的原则更趋一致，防止往往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如像所有欧洲国家都曾发生过的那样”。“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35]孙中山以“中国的社会主义者”自称，要求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接受他的党为成员。[36]这是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成立前在欧洲的谈话，重点表明了他对在中国实行民生主义的思考。思考的重点在于，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但要防止出现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的现象。这是一个良好的愿望，是一个脱离社会实际而主观性极强的愿望。

　　一年后，孙中山在东京纪念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行周年时的演讲中说：“社会问题在欧美是积重难返，在中国却还在幼稚时代，但是将来总会发生的。到那时候收拾不来，又要弄成大革命了。革命的事情是万不得已才用，不可频频伤国民的元气。我们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候，须同时想法子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这真是最大的责任。”[37]他这时候的想法，与一年前在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想法有所变化，即认为中国将来资本主义发展时，也可能出现欧美那样的社会问题，所以要及早收拾，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社会革命的发生。但是，如何改良，如何防止，还是空想。

　　1919年上海《星期评论》刊载孙中山《中国实业如何能发展》一文，哀叹中国实业不振，商战失败，民穷财尽，举国枯涸。他提出“发展实业为挽救之方”，也提出了从外国输入资本即机器、输入人才的构想，同时提出：“惟所防者，则私人之垄断，渐变成资本之专制，致生出社会之阶级，贫富之不均耳。……以国家实业所获之利，归之国民所享，庶不致再蹈欧美今日之覆辙。甫经实业发达，即孕育社会革命也。此即吾党所主张民生主义之实业政策也。”[38]

　　以上设想，孙中山在1919年还强调过几次。他在题为《三民主义》文章中写道：“由是富者愈富，贫者益贫，则贫富之阶级日分，而民生之问题起矣。此问题在欧美今日，愈演愈烈，循此而往，至发生社会之大革命不止也。俄国已发其端，德国又见告矣，英、美诸国恐将不免也。为中国之于社会革命也，则尚未种其因，如能思患预防，先为徙薪曲突之谋，则此一度之革命，洵可免除也！此民生主义之所以不得不行也。中国之行民生主义，即所以消弭社会革命于未然也。”[39]他在对桂林军学各界的演说中说：“本大总统观察世界的大势，默想本国的情形，以为实行民族革命、民权革命，必须兼顾民生主义，才可以免将来的经济革命，这便是防患于未然。”[40]消弭革命于未然，思患预防，等等，陈义甚高，但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只要以发展实业，即发展资本主义为前提，孙中山所设想的这个“经济革命”所引起的剧烈的阶级斗争，都是难以消弭的。

　　孙中山认识到，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建立有助于资本成长与流通的新实业”，中国将“自行投入实业漩涡之中”，“实业主义为中国所必需，文明进步必赖乎此，非人力所能阻遏，故实业主义之行于吾国也必矣”。[41]实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这是不言而喻的。中国要发展资本主义，又要避免出现资本垄断，引起阶级斗争，孙中山设计的解决方案就是实行国家资本、节制资本、平均地权这些办法。他认为只有使用这些控制办法，才可避免十年后出现10万人的资本家。已经有学者分析，孙中山所谓国家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国家资本主义；所谓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也是在为扶持中小资本的发展。孙中山是否有能力控制垄断资本的出现，以及出现垄断资本时，如何去节制资本，他的方案中看不出有效办法。

　　实际上，终孙中山之世，终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统治之世，节制资本、平均地权未能实施，国家资本却成了四大家族的官僚垄断资本。阶级斗争不是消弭了，而是加剧了。

　　三、理论与实践的割裂

　　从理论体系来分析，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体系中存在系列内在矛盾。有关阶级斗争的理论是其中之一。

　　孙中山有关阶级斗争理论的矛盾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承认欧美社会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已经出现、还将继续出现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却在主观上设计避免在中国出现同样性质的阶级斗争；另一个是他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斗争的实践是割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