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济民，孙中山“天下为公”博爱思想的践行者(2)

　　孙中山的伦理思想，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中西合璧，是他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和对近代中国局势的研究以及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探索的基础上，融合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和西方文明而成，有着强烈的实践指向。习近平指出，“孙中山先生具有高度的民族自尊和民族自信，不泥古、不守旧，不崇洋、不媚外，强调‘中国的社会既然是和欧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欧美不同’；‘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他从坎坷人生经历和长期斗争实践中得出一个道理，就是改造中国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习近平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11-11）。习近平还说，“我说过，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恩格斯深刻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8-05-04）。同样，孙中山的世界观也应看着是一种方法。他强调“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的文化开放态度，以及对固有道德的改造。他说：“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齐驾并驱。如果不学外国的长处，我们仍要落后。”他既提倡“恢复我一切国粹”，也主张“还要去学欧美的长处”，那么就道德领域而论，“国粹”指的是什么呢？“欧美的长处”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孙中山说：“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孙中山尤其对中国传统仁爱精神非常推崇，总是充满了强烈的感情色彩，主张把它恢复起来、发扬光大：“仁爱也是中国的好道德。古时在政治一方面所讲爱的道理，有所谓‘爱民如子’，有所谓‘仁民爱物’，无论对于什么事，都是用爱字去包括。所以古人对于仁爱究竟是怎么样实行，便可以知道。不过是中国人对于实行仁爱没有外国人那样实行，但是仁爱还是中国的旧道德。我们要学外国，只要学他们那样实行，把仁爱恢复起来，再去发扬光大，便是中国固有的精神。”这些“固有的道德” 曾经在历史上起着维系民族精神的凝聚力作用，在近代特殊的社会条件下应当进一步发扬，但仅此还不够，要必须借鉴西方文明：“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纬经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还要去学欧美的长处” 就是学习并拥有“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它们是十七、 十八世纪西方政治伦理思潮的主要内容之一，在中国近代化的艰难历程中，它们一直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用来反封建专制主义、反封建伦理绝对主义的思想武器。孙中山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 孙中山“恢复国粹”、“学欧美的长处” 之说，实质上是力图用西方伦理思想改造中国固有的伦理纲目，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用西方“博爱” 说去改造传统“仁爱”观。他认为：中国古来学者，言仁者不一而足。据余所见，仁之定义，诚如唐韩愈所云“博爱之谓仁”。 。韩愈曾以博爱言仁，孙中山此处肯定韩愈之说，但又不同于韩说。孙中山认为韩愈之博爱乃为“私爱”， 是“狭义之博爱”；孙中山所追求之 “博爱”，乃为“公爱”，是“广义之博爱”，“我们古代若尧、舜之博施济众，孔丘尚仁，墨翟兼爱，有近似博爱也者，然皆狭义之博爱，其爱不能普及于人人。”以“狭义之博爱” 来指称韩愈的“博爱”，说明孙中山认识到了韩愈的博爱没有突破“爱有差等” 的原则，没有突破“亲亲、仁民、爱物”的思维模式，只能算作“私爱”。 所以孙中山要用西方的博爱思想来改造中国传统的“仁爱”，将其提升为“广义之博爱”。孙中山以博爱言仁的思想基础是他的利人观。“重于利人者，每每至到牺牲自己亦乐而为之。此种思想发达，则聪明才力之人专用彼之文学评论才能，以谋他人的幸福，渐而积成博爱之宗教慈善之事业。”孙中山还将“利人”解释为“替众人服务”，并称之为“世界道德的新潮流”，“这种新道德就是聪明能力的人，应该要替众人来服务。这种替众人来服务的新道德，就是世界上道德的新潮流。”“上而总统，下而巡查，皆为人民之公仆”（李昌娟，孙中山政治伦理思想研究，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硕士学位论文，2015）。“国家机关必须由社会主人变为社会公仆，接受人民监督”（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8-05-04）。利人观和“替众人服务”思想，非常贴切地体现了孙中山“三民主义” 思想的主要精神，是其以博爱言仁的基础。孙中山以博爱言仁，赋予了博爱更深厚更丰富的内容（陈才俊，基督宗教与孙中山之“自由、平等、博爱”观，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2）。它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联系起来。孙中山称自己的“博爱”为“广义之博爱”， 是因为它本质上就是社会主义博爱，其目的是为人类幸福：“社会主义之博爱，广义之博爱也。社会主义为人类谋幸福，普遍普及，地尽五洲，时历万世，蒸蒸芸芸，莫不被其泽惠。此社会主义之博爱，所以得博爱之精神也。”这种“广义之博爱”，绝对没有亲疏远近之别。孙中山极为推崇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进化论。他还说：“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者也。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平等、自由，社会主义之真髓，亦不外此三者，实为人类之福音。”。

　　（五）孙中山思想的根基是“天下为公”的博爱仁学

　　 何所谓仁？孙中山根据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中的精粹——自由、平等、博爱，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仁，即博爱思想加以糅合、陶铸，赋予自己的解释，使其博爱思想既带有中国的传统道德仁的涵义，又包含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民主、自由、平等的内涵，使其更具有时代和世界的意识。如前所述，孙中山说:“据余所见，仁之定义，诚如唐韩愈所云‘博爱之谓仁’，敢云适当。博爱云者，为公爱而非私爱，即如‘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之意，与夫爱父母、妻子者有别。以其所爱之大，非妇人之仁可比，故谓之博爱。能博爱，即可谓之仁。”又说:“仁之种类:一、救世之仁；二、救人之仁；三、救国之仁。”“救世、救人、救国三者，其性质皆为博爱。”在晚年作三民主义讲演时，孙中山又强调把三民主义口号和法国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加以比较，指出，“法国的自由和我们的民族主义相同，因为民族主义是提倡国家自由的。平等和我们的民权主义相同，因为民权主义是提倡人民在政治之地位都是平等的，要打破君权，使人人都是平等的，所以说民权是和平等相对待的。以外还有博爱的口号，这个名词的原文是‘兄弟’的意思，和中国‘同胞’两个字是一样解法，普通译成博爱，当中的道理，和我们的民生主义是相通的。因为我们的民生主义是图四万万人幸福的，为四万万人谋幸福就是博爱。”（林家有，孙中山的博爱观，北京日报，见：辛亥革命网 2016-10-08）

　　孙中山博爱仁学是近代新仁学的代表。中国近代新仁学的发展与中国知识分子救亡与启蒙的历史使命和历史过程相一致。从其奠基者康有为，到集大成者谭嗣同，到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都是以西方的政治伦理原则“自由、平等、博爱” 来改造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并与中国儒家思想核心“仁”相联系，赋予了仁近代的思想内容，使仁学获得了同步时代精神、与知识分子救亡与启蒙相一致的文化内涵。所以称之为“新仁学”。 孙中山博爱仁学是近代中国道德现代化思潮的体现：在中国近代史上，存在着一种“道德决定论”思潮，孙中山是代表者之一。比如他说：“中国从前能够达到很强盛的地位，不是一个原因做成的。大凡一个国家所以能够强盛的原故，起初的时候，都是由于武力发展，继之以种种文化的发扬，便能成功。但是要维持民族和国家的长久地位，还有道德问题，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这对于中国固有的道德的现代化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习近平指出，“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激励人们向上向善、孝老爱亲，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10-18）。

　　孙中山博爱仁学是其新的文化观念体系的表现：鸦片战争之后，国人学习西方先后经历了物质、制度、文化等几个阶段。文化观念的更新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导。文化观念应随着时代的演进、社会的变迁而更新。孙中山以博爱言仁，突破了传统仁学中的远近亲疏之别，用西方博爱原则改造中国传统仁学，赋予博爱以新的内容，并与民生主义、救国救民目标联系起来，为中国民主革命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晏斌、曾毅，孙中山之博爱仁学，文学教育，2010,03）。

　　二、蔡济民是孙中山“天下为公”博爱思想的践行者

　　蔡济民（1887－1919），南社社员（序号725），原名国桢，字幼襄（幼香），湖北黄陂人。先后加入日知会、共进会、文学社、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南社等革命团体。

　　1909年11月13日（农历十月十日），陈去病、高旭和柳亚子等17人聚首虎丘（其中14人为同盟会员），表面上是浏览景色，实际上是到虎丘仅一箭之遥的张公祠内商议一件大事，就是成立一个联合全国知识分子开展反清斗争的团体，它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革命文学团体。由于清廷严禁知识分子结社，而这个团体又以反清为宗旨，所以比较隐秘，而开会地点选张国维祠也是有深意的。柳亚子解释说：“它底名字叫南社，就是反对北庭的标帜。”（《南社纪略》）南社成立后，飙发云起，海内风从，立即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引起巨大反响，各地知识分子中的进步精英纷纷加入南社，最多时有1183人，成为中国历史上人数最多的文学社团。南社并不仅仅全是文人用笔在战斗，许多人直接参加了辛亥革命武装起义和后来的一些反袁、北伐等斗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王飚先生介绍说，其中有武昌首义元勋蔡济民和战时司令部司令黄兴、参谋长李书城、秘书长田桐，身先士卒率领民军攻打江南制造局的上海光复领导人陈其美，策动、协调新军起义、为“南京奠定，开国建勋”的范鸿仙、柏文蔚，率领革命党和军民逼迫程德全宣布江苏独立的张通典、张默君，云南起义主要领导之一李根源，在浙江光复中起了重要作用的沈钧儒、马叙伦，策动山东独立的蒋洗凡，广东北伐军司令姚雨平等等。南社、新南社的精英，如周实、阮式、宋教仁、宁调元、陈子范、范鸿先、程家柽、吴鼐、周仲穆、姚勇忱、仇亮、陈仲权、陈其美、蒋洗凡、陈耿夫、蔡济民、易象、廖仲恺、陈秋霖、绍飘萍、林白水、梁六度、叶天底、杨杏佛、郁曼陀、林庚白、朱少屏等二十多人，相继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壮烈牺牲，在我国人民奋斗前进的道路上写下灿烂的血史。（嵇 元，七里山塘：几成辛亥革命“宣传部”）

　　胡淼森在《学习时报》的“晚清民国诗学与政治关怀”一文中指出：追寻：政治家的清风雅韵。百年沧桑，伤心巨变。陈天华、徐锡麟、邹容、林觉民、喻培伦……无数青年才俊、人中龙凤，“抛却十万头颅血，要将乾坤力挽回”，以血肉之躯搏浪一击，挽救摇摇欲坠的山河，追寻梦寐以求的共和。然而蓝图总被现实嘲弄，从清帝退位到袁世凯复辟失败，从北伐统一到抗战胜利，实现共和梦、富强梦的机会不断错过，只在诗句中留下沉痛与忧伤。辛亥元勋蔡济民少通经史、善诗文，首义之日率部火烧督署，立赫赫战功，其《书愤六律》中，“风云变幻感沧桑，拒虎谁知又进狼；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同仇或被金钱魅，异日谁怜种族亡？回忆满清惭愧死，我从何处学佯狂！”脍炙人口，成为反对独裁复辟的战斗檄文。

　　蔡济民一生对孙中山先生崇敬有加，一辈子为中山先生的崇高事业奋勇拼搏，孙中山亦对蔡济民十分器重，“幼香久为吾党坚贞之士，奔走国事，百折不挠……”中山先生先后委任蔡为湖北讨袁军司令长官、鄂军总司令和鄂西靖国军总司令。兹将蔡济民身体力行，践行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博爱思想的实践略述如下。

　　蔡济民辛亥革命前任新军二十九标军队同盟标代表，后任同盟会鄂支部参议部部长。家世业农，父香圃先生始读书，教授乡里，具爱国思想，甲午中日战败后，曾有“伤心怕看澎湖月，妙手难回旅大春”的诗句。公少有大志，英敏异于常童，髫龄趋庭已贯澈经史，备悉中外大势，以吾国国势之弱，非注意军事教育不能图强，慨然有投笔从戎之想。稍长，则日耕夜读，所业日进。他幼承庭训，诗文有根底；长而接触进步书刊，故年十余岁即胸怀革命大志。湖北常备军扩充，投入左协第一旗当兵。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选优秀识字士兵入堂肄业，他是仁字斋学兵，因操课优良，一年即提升为司务长，再升二十九标（团）二营后队（连）排长（查光佛·蔡济民事略·见：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商务印书馆，1946；贺觉非·蔡济民传·见：《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中华书局，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