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封建，何为专制(2)

　　《汉书》载战国中期“除井田，民得买卖”（见《汉书·食货志》，董仲舒语），这是东汉人的班固对西汉人董仲舒评论商鞅变法的追记。《史记》载赵括“日视膏……地可买者买之”，这是讲的实在的土地买卖，然已是战国末年的事情。称战国田土“可买者买之”，大体能够成立，但材料并不丰富。战国已普遍出现拥有小片土地的编户农人，但他们还受到国家的超经济掠夺，有一定程度的人身依附。

　　土地私有制行于春秋则多有确证，其时出现向国家缴税后垦殖者可以自耕、自获的“私田”，春秋晚期鲁国收取现物地租的“初税亩”（《左传·宣公十五年》）“履亩而税”（《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以及“郑子产作丘赋”（《左传·昭公四年》），均为记载私田纳税的著名例子，表明当时在封建领主制的“公田”之外，已别开“私田”局面。

　　战国时，鼓励垦殖私田是列国变法的题中之义，如魏文侯（？－前396）时的李悝（前455－前395）变法，即主张“尽地力之教”。楚悼王（？－前381）时的吴起（？－前381）变法、齐威王（？－前343）时的邹衍（约前305－前240）改革，都有此类题旨，而秦孝公（前381－前338）时的商鞅（约前390－前338）变法，使土地私有制得以普及。商鞅一派论者所作《商君书·徕民篇》，记述秦国召徕三晋之民开发秦国荒地，使私田大增，“任其所耕，不限多寡”。地主－自耕农经济长足进展，使秦“国富兵强天下无敌”。

　　而秦代“使黔首自实田”，土地私有才算有了法律保障。需要特加说明的是，秦汉至明清虽然土地私有渐居主流，但土地王有（国有）却始终是最高理念，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故唐人陆贽称：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农人之所为。（《陆宣公集》卷二）

　　秦汉以下，土地制度多有变化，东汉、魏晋南北朝，与门阀贵族制相伴生的领主庄园制抬头，自由农民向依附民转化，社会的封建性复振，故有中外史家将魏晋南北朝称之“准封建社会”“变相封建社会”不无道理。中唐以后，地主制恢复并发展，土地私有的地主－自耕农经济形成大势，自耕农即编户农民（中央政府登录入籍的农民），是农业劳动者主体，也是朝廷赋役的基本来源。

　　这种农民不像欧洲中世纪的农奴那样有着严格的人身依附，但地权甚不稳定，破产或成为地主的佃农，或成为贵胄的佃户。列朝都发生过贵胄甚至皇帝的超经济土地兼并，以明代为例，太祖赐公侯以下庄田多者万亩，亲王田十万亩。孝宗、熹宗勋戚庄田达数百万亩，神宗更广占民田为皇庄，并欲封赐爱子福王四百万亩。（《明史·食货志》）

　　但就总体而言，上列情形并未扭转土地私有的地主－自耕农制大格局。对于这种大势，马端临有一总括性论述：

　　故秦、汉以来，官不复可授田，遂为庶人之私有，亦其势然也。虽其间如元魏之泰和，李唐之贞观，稍欲复三代之规，然不久而其制遂隳者，盖以不封建而井田不可复行故也。（《文献通考·自序》）

　　（二）区分“领主制”与“地主制”

　　在讨论中国古代经济、社会制度时，区分“领主制”与“地主制”至关紧要。“领主制”与“地主制”是两种不同的土地占有方式。

　　“领主”，其土地得自帝王或上级领主的封赐，称“封地”“采邑”。领主占有土地是一种政治特权，不得转让与买卖。领主在领地享有行政权、司法权，所辖庶众对领主有着法定的人身依附。领主制为封建制度的构成要素，“封建领主制”是其完整的命名。

　　“地主”，与领主占有土地是一种自上而下封赐所得的世袭政治特权相异，地主的田土并非由封赐所得，而是自经营、自买卖的私产。广义的地主，指一切拥有私田者（包括自耕农）；狭义的地主，指拥有较多私田者，他们将一部或全部田土租佃给农民进行小农经营，或雇佣无地者耕种。农民向地主交租（劳役地租、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无强烈的人身依附，却保有一定程度的宗法性依存关系。

　　秦汉至明清，地主占有土地与自耕农占有土地并存，而地主占有土地居统治地位。秦汉以下两千余年的土地制度及农人身份状况虽多有起伏，但就总体言之，这是土地可以买卖、农人有一定程度身份自由的时代。秦汉以下的农人，虽然深受剥削压迫，但其一般并未负荷法定的人身依附枷锁，改事他业、迁移住地在法律上不成问题，这与欧洲中世纪的农奴（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等作品作过生动描述）颇有差异。费正清比较中、欧、日土地制度后说：

　　封建主义这个词就其用于中世纪的欧洲和日本来说，所包含的主要特点是同土地密不可分。中世纪的农奴是束缚在土地上的，他自己既不能离开也不能出卖土地，而中国农民则无论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可自由出卖或购进土地（如果他有钱的话）。（《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6页）

　　费正清将中世纪的欧洲与日本归作一类，将中国归作另一类。而两类的分水岭即在于：土地可否自由买卖。中国乡村土地买卖有多种方式，据黄宗智对华北三个村庄的调查，明清以降土地买卖的方式有“典卖”（以典当转让土地）“绝卖”（彻底出卖）“租佃”（以出租方式转让土地）等形态。

　　围饶这种交易而起的纠纷和诉讼不少，清代和民国的地方法庭对此类案例多有受理（见黄宗智：《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7－42页）。围绕土地买卖这样的一次性交易，常有中介人居间调解，而这些中间人并非职业性经纪人，而是自有他业的村民临时担任（黄宗智：《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第56－57页）。这都是土地自由买卖早成惯例的表现。

　　应当指出的是，战国以降的土地买卖是有限度的，专制国家干预土地所有权，试图直接掌控土地的努力始终没有放弃，即使在宋代，虽然国有土地可以买卖，但朝廷通过职役收夺，又在实际上把部分土地权收归国有。但是，秦至清土地可以转让买卖，毕竟成为大势，与封建领主制之下土地不得转让买卖的情形大相差异。

　　大体言之，中国古代以土地制度为核心的经济形态经历了两个阶段：

　　甲、封建领主制阶段，西周至春秋；

　　乙、地主制阶段，战国至清，其间以中唐为界，又分为前期的贵族－地主制时期，后期的地主制时期。

　　中国古史分期应当充分考虑这一阶段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