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封建，何为专制(5)

　　在欧洲列国，帝王得到神权的认可与护佑，是王权取得合法性并得以运行的必要条件。而中国则不然，皇帝高踞宗教之上，以至有皇帝册封宗教领袖的事例（如清朝雍正帝、乾隆帝向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颁赐金册），皇帝又往往被尊为至上神（宋徽宗称“道君”、慈禧太后称“老佛爷”之类）。

　　中国政权、神权一元化的君主专制，也与日本天皇掌神权而多不理庶政的情形颇相径庭。在日本中世和近世，有“禁里”（天皇）与“公仪”（幕府）两个中心，存在“二重组织”“祭政二重主权”，所谓“天界信仰的支配者”与“地界信仰的支配者”是分离的，由此形成“天皇不亲政传统”（洞富雄：《天皇不亲政的传统》，新树社，昭和五十九年，第9－16页）。日本天皇的皇宫称“云居”，宫中皇室称“云上人”，也包含不理世俗政务之意。当然，日本“天皇不亲政”也不能一概而论，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的天皇有亲政之例，明治、昭和等近代天皇更秉执大权，曾“独自垄断精神权威和政治权威”（远山茂树：《明治维新时期的天皇及天皇制——对天皇不亲政理论的批判》《日本学》第六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1页）。但就总体言之，日本存在“祭政二重结构”，不同于中国合神权、政权为一体的专制帝制。

　　福泽谕吉曾这样比较中日两国政制：

　　中国是一个把专制神权政府传之于万世的国家，日本则是在神权政府的基础上配合以武力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因素，日本则包括两个因素。（《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8页）

　　福泽所说“中国是一个因素”，指“至尊”而又“至强”的专制君主统治一切；“日本是两个因素”，指“至尊”而无实际政权的天皇与“至强”而无精神最高权威的幕府将军并列统治。这便是所谓“公武”二重结构，“公”即公家，指皇室及公卿；“武”即武家，指幕府。中日两国前近代的政体差异，便是专制君主制的一元结构与公武二元构造的对照。

　　秦汉以下，中国的王朝频繁更迭，但专制君主制却传承不辍，所谓“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谭嗣同《仁学》卷二），又所谓“百代都行秦政制”（毛泽东《七律·读〈封建论〉 呈郭老》）。这种“秦政”式的专制君主政制愈演愈烈。秦汉尚有“掌丞天子，助理万机”（《汉书·百官公卿表》）的丞相，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然西汉以下朝廷也一直在寻求控制相权的办法，如西汉武帝建内朝以削减相权，东汉光武帝以尚书台取代“三公”之权，皆为此例。

　　东汉、魏、晋、隋、唐，高门大族享有政治特权，州牧、方镇则各领封疆，实权在握，构成中央皇权之外的势力中心。至宋代，贵族制消弭，武人交权（所谓“杯酒释兵权”），地方权力被朝廷分割、直辖，终于实现了集权于朝廷。延及明清，更集权于帝王个人，自明太祖以降，废除丞相制，并相权入君权，六部直接受制于皇帝，号称“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的内阁大学士，也只有“票拟”权（建议），而无“批红”权（决策），在多数情形下不过是帝王的秘书。这都是明清君主集权达于极致的突出表现。

　　三、秦至清是地主经济、专制政治基础上的非封建的“皇权时代”

　　以上分述秦汉至明清的贯穿性两制度，以下试作综论。

　　（一）三制共存并行的时代

　　秦汉至明清的两千余年间，社会制度层面虽多有变化，但“宗法制”“地主制”与“专制帝制”三项要素贯穿始终。

　　宗法制是列朝皇统及贵族继承所遵之制，此制在民间也保有自治、自律形态，所谓家有庙、祠有产、宗有谱、族有规，提供了宗法制的物化网络。建立其上的宗法观念，则被加工为官方哲学和普世伦常，由“忠、孝、节、义”等德目构成的宗法伦理，为朝野所共认同遵。宗法制被地主制、专制帝制倚为社会根蒂和精神源泉。

　　地主制以土地私有为特征，是秦汉至明清间农业社会的常态性制度（魏晋至唐中叶，领主经济、贵族政治较为强势，唐中叶以下，地主经济、专制政治愈占上风），也是庶族士子登仕参政的物质基础，选举、科举制的取代世卿世禄制，专制政治的取代贵族政治，均深植于地主－自耕农经济的土壤之中。秦以下两千余年社会的非封建性质，盖由土地私有的地主制所决定，此制奠定了专制帝制的宽阔深厚的物质基石。

　　专制政治自秦汉以下传承不辍，改朝换代而此制神髓不变，所谓“汉承秦制、宋承唐制、清承明制”，显示了专制帝制及其各相关制度的强劲延续力。帝王“以制命为职”（朱熹语），反映帝王意志的“诏令”通过垂直的官僚系统布达四方，经由郡县制、流官制，实现中央对广土众民的掌控。朝廷又经由选举、科举，君主与庶民对接，从而扩大了专制政治的社会基础，具有流动性而又臣服于朝廷的士大夫阶层，是高度分散的农业社会得以整合的力量。

　　“宗法制”“土地私有制”与“专制政治”三者并非独立并列，而是互为表里、彼此补充的，它们相与共生、浑然一体——男耕女织、土地私有、城乡一元的自然经济，是宗法制与专制帝制存在的经济基础，又被其反哺并受其保护。

　　集权而又流动的官僚体系与自在自律的宗族组织形成二重结构：在行政管理上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而在民间社会又有宗法制织造的广大而富于韧性的网络，形成国家“专制权力”与“社会基层权力”的彼此分工，“国法”与“人情”的相互契合（参见黄宗智：《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第213－219页）。这种“宗法－专制”二重社会结构与地主－自耕农制的经济形态相互维系。

　　官学私学并存互动、学仕一体的文教－选官体制，儒释道三教共弘的信仰格局，都在上述社会结构、经济形态内繁衍，并为之培养人才、提供观念支撑。

　　以上诸层面融汇成的自足性机体，具有顽强的延传能力。直至近代，在工业文明焕发的内外因素作用下，宗法专制帝制才逐渐解体。作为秦汉至明清两千余年一贯政制退出历史舞台的标志，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诏书说：

　　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政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8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3页）

　　历史沉重的册页终于翻过，然而其神髓未灭，余韵流风影响久远。

　　（二）秦至清拟名：宗法地主专制社会

　　综论之，秦汉以降两千余年间，在中国长期延续的，不是渐居次要的“封建制度”，而是由宗法制、地主制、专制帝制综合而成的社会形态。在西欧、日本有典型表现的封建化的三特征——农人农奴化、土地庄园化、政权多元化，中国秦汉至明清的大势与之背反，故秦汉至明清冠以“封建社会”，显然不得要领，而称之“宗法地主专制社会”，似可昭示这两千余年间社会组织、经济结构、政治体制诸层面的基本特征，又可简称“皇权时代”。对于此一拟名，笔者不敢自是。这一点睛之笔，还须求之高明，并寄望于来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