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南联大对五四精神的理解与继承(2)

　　当然，罗常培认为“每个题目在短促的二十分钟里绝不会发挥尽致”，“充其量来发挥也不过把短短二十五年的旧历史加一种检讨罢了”[17]，但是这次活动的意义并不在于演讲是否充分，而在于它传递了新文化运动必须随着形势发展不断前进的方向。1944年西南联大的五四纪念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舆论认为“五四当初的情绪，今日已在联大同学里再现，他们是重温五四的旧梦了”。[18]多年后，联大校友仍对这年的纪念如数家珍，很多人都指出“联大风气开始改变，应该从三十三年算起”[19]，并认为它在西南联大历史上是划时代的。

　　1945年的五四纪念，是在国民政府重新决定将5月4日作为青年节的背景下举行。其实，无论这一天是不是法定节日，都影响不了西南联大对五四的纪念。值得指出的是，这年西南联大纪念五四的主题，已经不再局限于新文化运动，而是与现实政治融为一体。自1944年9月中共代表林伯渠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建议后并得到国内各阶层响应后，国民党为了坚持一党专政，宣布提前召开国民大会，欲以形式上的“还政于民”抵制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方案。组织联合政府还是召开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关系到战后中国政治的走向，1945年西南联大的五四纪念，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进行的。

　　由云南民主青年同盟与进步学生主导的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对1945年的五四纪念非常重视，对计划中的五四纪念周的对每个活动都有周密安排。这年五四纪念周活动包括：4月30日的科学晚会，5月1日的音乐晚会，2日的诗朗诵晚会，3日的青年运动检讨会，4日上午的美术展览会、下午的五四纪念会、晚上的全校聚餐、晚饭后的火炬竞走、营火会，5月的文艺晚会，6日的戏剧晚会。[20]此外，十余家壁报出联合编辑了五四纪念特刊，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还与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学生自治会，联合出版了《五四特刊》。上述活动开展的井然有序，率先进行的学科晚会，由曾昭抡、华罗庚、李继桐诸教授讲述五四学生运动的今昔。[21]而5月3日的“五四以来青年运动总检讨晚会”，更是集中反映了与五四有着不解之源的师生们，如何思考“五四”精神与抗战建国之间的关系。

　　除了校内活动，由潘光旦、费孝通等教授主编的自由论坛社，也在5月4日召开了“自由主义在中国：五四纪念座谈会”。而云南省文化运动委员在省党部大礼堂举行的“五四运动面面观”座谈会，演讲的十教授中西南联大也占了七位（燕树棠、雷海宗、蔡维藩、查良钊、杨振声、姜亮夫、邵循正）。[22]

　　历史常常出现一些偶然的巧合，西南联大与“五四”的不解之缘也与5月4日相联。从长沙迁至昆明后的西南联大是5月4日开学的，八年后它恰恰也在这一天宣告结束。当地报纸在报导结业式的发言时，所截取的三校代表发言，均与“五四”紧紧相扣。北大代表汤用彤教授不禁联想到“五四”，说“联大是五四开课的，刚好又在五四这一天结业”。清华代表叶企孙教授的发言阐发了汤用彤未尽之言，他语意深长地说“我们要争取学术独立”。南开代表蔡维藩教授用“怀着爱国家的心及重科学、重民主、重美术的精神北上吧”，作为临别赠言。梅贻琦致词时，特别说“他们三个是写了一篇文章，正代表了联大精神”，在梅贻琦心里，“联大精神”就是“五四”精神。[23]

　　结业式后，数千人来到“一二·一”四烈士墓旁的西南联大纪念碑。现代的中国学生运动有三次高潮，第一次是北京大学发动的“五·四运动”，第二次是清华大学打头的“一二·九运动”，第三次是国民党镇压1945年11月25日在西南联大召开的反内战时事讲演会而爆发的“一二·一运动”。这三次运动，都与西南联大紧密相联，并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丰碑上。一丈高的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为冯友兰撰写，内中“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和落款的“三十五年五月四日，西南联合大学分校纪念”，反映了西南联大与“五四”的承继关系，也为西南联大的五四情结增添了份量。

　　三、重新阐释“五四精神”

　　作为时代精神的五四精神有着广泛的包容性，它既含有“民主与科学”的思想解放，也有青年应承担起社会负责的内涵。因此，纪念五四绝不只是为了表示对它的怀念，更重要的是不断坚定它推进社会进步的方向。五四运动是以青年为主体的，但恰恰在如何看待青年，如何看待青年运动这个问题上，人们的看法不尽一致。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其后国共军事磨擦在华北、西北等地相继出现。这一形势，对西南联大五四纪念的影响之一，便是抽象宣传五四对思想解放的贡献，淡化青年运动对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西南联大负责人在1939年5月4日云南省教育界纪念“五四”座谈会上的发言，之所以类似为纪念而纪念式的老生常谈，其原因就隐藏着淡化青年运动意义的用意。

　　这年5月4日，冯友兰发表了一篇《论青年节》。这本应是篇纪念五四的文章中，但内容却几乎没有提到五四精神。文中，冯友兰先说现在的妇女节、儿童节、劳工节都是国际的节日，只有五四青年节是中国自己的节，这说明国家对青年的重视。国家颁定五四为青年的意义，是表示“中国是决心要脱离农业底社会，而且已渐次脱离了农业底社会”。接着，他的议论就跑了题，说现代社会中各种事的变化是进步的而不是循环的，过去被认为有经验的老年人，“对付进步底变化，过去底经验，不见得有用”，以致“老年人的权威自然减少了”。而在“求新知识，学新方法”方面，“青年人又比老年人来得快，所以青年人在社会中底地位，自然增高了”。不过，老年人也不要“倚老卖老”，青年人不要“倚少卖少”，因为两者都不对。[24]冯友兰这篇专为纪念五四而撰写的文章，只说了青年人和老年人要相互学习的道理，对于一位五四的亲历者来说，用这种方式纪念五四，让人觉得有意无意转移五四纪念实质的倾向。当然，冯友兰撰写《论青年节》也有其特别所指，那即是中年人与青年人存在的矛盾。

　　“中年人”、“青年人”，是那个时代在校园里流行的两个专用名词。“中年人”主要泛指经历过五四时代、且在学术界教育界取得一定地位的教授，“青年人”则指正在学校读书、尚未走上社会的学子。这两者间，的确存在着矛盾，正如朱自清所说：“现在有些中年人谈起青年人，总是疾首蹙额，指出他们自私、撒谎、任性、恃从要挟，种种缺点”，所以这些中年人“特别不痛快青年人”。

　　与冯友兰不同的是，朱自清认为青年人的这种状态是有其缘故的，核心就在“恃众要挟”这一点。例如，从前青年人“有时也反抗家长、反抗学校，但没有强固的集团组织，不能发挥很大的力量。中年人若要矫正和诱导他们，似乎还不太难”。但自从五四运动以来，“青年人的集团组织渐渐发达，他们这种集团组织更进一步了，更强固了”，尤其九一八以后，“政府的政策能见谅于这一班居于直接指导地位的中年人，却不能见谅于他们指导的青年人”。于是，“青年人开始不信任政府，不信任学校，不信任他们的直接指导人”，以致“中年人和青年人间开始有了冲突”。朱自清认为，中年人与青年人因政见歧异而产生的矛盾和冲突，在“一二九”时期达到高峰。此后，“青年人一面利用他们的强固的集团组织从事救亡运动，一面也利用这种组织的力量，向学校作请求免除考试等无理的要求”。对于这种现象，朱自清认为需要矫正和诱导，但同时也指出“若因为矫正和诱导的麻烦而认为集团力量不该发展，那却是错的”。

　　对青年人的矫正和诱导十分困难，朱自清深深体会到这一点。他分析说，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因为“青年人既不信任学校，却不能或不愿离开学校”，需要把学校当作一个“发展集团组织的地方”，“一个发展救亡运动的地方”。在学校里发展组织和开展救亡运动，原是可以的，然而“学校还有传授知识、训练技能、培养品性等等主要的使命，若只有集团组织和救亡运动两种作用，学校便失去它们存在的理由，至少是变了质了，这是居于直接指导地位的中年人所不能同意的。”这样，有些中年人就不免愤慨了起来。

　　朱自清的以上叙述，对五四至抗战爆发之间中年人和青年人矛盾的产生原因、双方心态，做了一个既准确又扼要的总结。至于抗战爆发后，朱自清不否认双方的对立“似乎不像从前那样尖锐化了”，但“政见的歧异显然还存在着”。不过，他强调“将来的社会、将来的中国是青年人的，他们是现在的中年人的继承者，他们或好或不好，现在的中年人总不能免除责任”。因此，他要求中年人“要本着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不知老之将至’的精神作去”，“那怕只有一点一滴的成效”，“总算是为国家社会尽了力了”。[25]

　　冯友兰与朱自清在对待青年人或者青年运动的看法上有一定距离，两人都属中年人，但冯友兰习惯用哲学式的思维语言与逻辑铺陈，表达问题又不免模棱两可，让人摸不清他究竟责备哪方。朱自清的意思就清楚得多，其言词遣句，都流露出对青年的理解和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