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南联大对五四精神的理解与继承(4)

　　9月间，全国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发起“援救贫病作家运动”，联大国文学会、外文学会、新诗社、神曲社、熔炉社、论艺术、现实文艺、学习、生活、潮汐等壁报社群起而动，踊跃募捐，后交给文协昆明分会161.8449万元。[39]这次募捐，全国共募得300多万元，而西南联大就占了二分之一。这次募捐不是普通意义的救济行为，带有鲜明的政治意义。正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的充分肯定在致西南联大学生团体的信中所说，“作家的普遍贫病甚至过早的死亡是我们中国的特产――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一个文化悲剧。因此援助贫病作家不等于‘慈善事业’，它是带有一种崇高的文化运动意义的。因为这就是对于促使作家贫病的恶劣环境的一种抗议；因为这就是用社会的大众的力量去保护人类的精华——人类的灵魂技师，推进抗建文化的一种运动；而且这又正是文化工作者‘文人相助’的一种团结运动，和以另一种形式争取学术言论出版自由的民主运动。”[40]

　　不久，西南联大五壁报社与云南大学学生自治会联合举办了鲁迅逝世八周年纪念晚会。10月19日这天，4千多青年隆重集会，表达了发扬鲁迅战斗精神的决心。[41]1944年10月，蒋介石发表《告知识青年从军书》，动员开展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11月6日，教育部还特派人到学校在国民月会上做了传达。当时，许多同学担心这件事会被国民党利用，为此展开热烈讨论。学生们的讨论得到联大教授会的理解，于是做出“此次知识青年军纯粹为国防军，不参加党派活动”等四项决议。[42]12月25日，昆明文化界召开纪念护国起义29周年纪念大会，西南联大多个学生团体参加了这次活动的筹备，会后许多同学还参加了大后方在抗战爆发以来第一次声势浩的大游行。这年年底，西南联大的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成立了“云南民主青年同盟”，并很快成为民主运动的中坚力量。

　　进入1945年后，西南联大的青年运动更加蓬勃。3月28日，学生自治会举办“国是与团结问题”座谈晚会，4月6日，联大全体学生通过《对国是的意见》，要求“立即停止一党专政，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平等地位，集合各党派代表，及资望与能力为国人所崇敬的无党无派进步人士，举行国是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实施紧急的战时措置，然后筹备召开能真正代表全国民意而不是一党包办的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43]

　　1945年5月4日，是西南联大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最后一次五四纪念。这天，联大学生自治会再次与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学生自治会联合举办“五四纪念大会”，会后的大游行中，同学们在大后方第一次公开高喊了“立即结束国民党独裁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等口号。当晚的火炬竞走，男女队第一名的锦旗上书写着“民主火种”，第二名锦旗上为“巍巍青年”。[44]由马约翰教授手书的“巍巍青年”锦旗，是西南联大悠悠体育会捐赠的，这天悠悠体育会还出版了《五四周年纪念特刊》，闻一多的《五四断想》就发表在这个特刊上。文中开篇写到：“旧的悠悠死去，新的悠悠生出，不慌不忙，一个跟一个，――这是演化。新的已经来到，旧的还不肯去，新的急了，把旧的挤掉，――这是革命。挤是发展受到阻碍时必然的现象，而新的必然是发展的，能发展的必然是新的，所以青年永远是革命的，革命永远是青年的。”[45]闻一多用诗一般的句子，诠释了五四以来青年在历史演进中的作用。

　　在青年以各种形式轰轰烈烈地纪念五四的时候，由西南联大教授潘光旦、费孝通主编的自由论坛社，于5月2日组织了一次以“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五四纪念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大学教授、讲师、助教、研究员、中学教员、银行行员、杂志编辑和大学生。他们有的是“当年躬与其事的前辈”，有的是“自由主义的拥护者”，有的是“一般认为很急进的左派青年朋友”。[46]会议主席说，他们并非有意选定“自由主义的前途”这个题目，只是因为大家在这个问题的认识出入很大，希望利用这个场合平心静气地交换一下意见。会上，人们的话题展得很开，除了包括自由主义的原则、目的、条件、手段，自由与中庸，经济自由与言论自由，保守与急进，个人与集体，自我认识与自我控制，还涉及到民主与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否为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自由主义是否包括在“德先生”之内，民主政治能否保证自由主义，阶级的象征（特权），取消阶级的理想社会能否实现等等。这些问题，不可能得出一致结论。不过，对于达成共识来说，次座谈会所表达的青年运动需要自身反省，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西南联大爆发的“一二·一运动”，将全国反内战运动推向高潮。这些人们已了解的很多，此处不再叙述。1946年5月，西南联大的结束之际，青年们对近年来的学生运动进行了总结。5月4日上午，与西南联大举行结业典礼的同时，在一二·一运动中诞生的昆明市大中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正在云南大学至公堂召开“青年运动检讨会”。会上讨论的问题有青年运动的任务、民主革命的意义、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政治斗争的组织等。

　　在讨论“五四的历史背景及其成果”时，人们认为五四运动促进了青年的觉醒，觉醒的结果便是提出了反帝的民族解放与反封即民主革命两项任务。一二·九运动的成果，是推动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七七抗战，一二·一运动则承担起了反封建的任务，成果是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虽然一二·一的成果还不太令人满意，但不失为达成反封任务的一个开端。

　　在讨论“青年运动在近代中国的作用”时，有人提出知识青年是不是一个阶级的问题。一些人指出：“知识青年在意识上既是接近于工农大众，而他们的地位又是夹在大地主官僚买办（压迫者）与工农大众（被压迫者）二者之间，所以当在下的被压迫者起来对在上的压迫者反抗时，他们这些夹在中间的知识青年便被推挤上去，作了压迫者的先锋。”但是，“如果在下的不往上挤，他们也可以不动”，“今天在下的忍受不住压迫，非往上挤不可，而在上的又死不放松，在这冲突中，夹在两个压力之间的知识青年自然是不免要有些牺牲的，因为压力来了，他们首当其冲”。这样看来，“今天的知识青年是民主运动的先锋”，却“是一种被动的先锋”。这就是说，“民主运动的真正的原动力是在人民大众中间，知识青年是接受了人民的意志而奋勇的冲上前去与敌人搏斗”。这段分析，既肯定了青年运动的功绩，又指出了它与人民大众的关系是被动的，需要主动与工农相结合。

　　会上，一个同学问：“我们青年学生的任务，是为了人民大众，争取人民大众的幸福和利益，这也就牵涉到政治上去了”。对于这个问题，有人是这样认识的：凡是以运动始，必以政争终，否则这运动便是失败，是白费。正因五四运动后来有国民党领导，才收到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一二九运动也因有共产党领导，才造成七七抗战局面的出现。而这两次青年运动，都曾被人指摘受党派利用。今天的历史偏偏又在重演，愚蠢无知也依然在叫嚣。事实证明，“青年运动必须转变为有组织的政治斗争，那运动才不算白费”，并且“青年运动之转化为有组织的政治斗争，也正是青年运动必然的发展”。

　　一二·一运动于1946年3月17日昆明市学生联合会举行四烈士公葬后，宣告结束。此后，随着复员北上的临近，学生们显得有些疲惫。对于这种现象，一些人不免有些担心。对于这种现象，与会者认为：一个运动不能总是处于运动状态，它必须也必然逐渐接受甚至寻找有组织的政党团体的领导。到了某一时期，参加运动的分子必然大部分退下来，另一部分则正式参加到一个有组织的政治团体中，形成为更坚强的政治力量。问题在于“今天的青年是否将响应时代的号召，以比五四与一二九的青年更坚决的意志，更高度的热诚，投身于他所应投向的政治团体，完成时代所赋于他的使命。”[47]

　　“青年运动检讨会”的召开，是西南联大青年在昆明的最后一次集会。当天，第一批同学复员北上，开始新的征程。此后，三校同学继续高举五四旗帜，并将五四精神融入了“联大精神”。今天，我们在总结“联大精神”时，无不与五四紧紧联系在一起。

　　（说明：本文为2009年5月6日在北京大学召开之“五四的历史与历史中的五四——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

　　[①] 《谨献给联合大学》，《云南日报》（昆明）1938年5月11日“社论”，第4版。

　　[②] 《继续五四精神，担负救亡责任，北大同学纪念五四，大声疾呼唤醒国人》，《云南日报》（昆明）1938年5月12日，第4版。

　　[③] 本节据《昨日全省青年举行五四扩大纪念》，《云南日报》（昆明）1939年5月5日，第4版；沈沉：《复仇和火龙，燃起了民族的曙光！》，《云南日报》（昆明）1939年5月5日，第4版。

　　[④] 李光荣：《西南联大的五月四日》，西南联大研究所编：《西南联大研究》第1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75页。

　　[⑤] 《昨日全省青年举行五四扩大纪念》，《云南日报》（昆明）1939年5月5日，第4版。

　　[⑥] 沈沉：《复仇和火龙，燃起了民族的曙光！》，《云南日报》（昆明）1939年5月5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