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南联大对五四精神的理解与继承(3)

　　朱自清文章发表于1939年4月1日，比冯友兰之文早一个月，两人对待青年问题的分歧，可能没有因果关系。不过，与冯友兰文章同时发表于5月4日的还有曾昭抡一篇纪念文章――《学生运动的前途》，其内容即使不是针对冯友兰，也是针对与冯友兰接近的一些看法。

　　当时，在青年问题上流传着一种说法，用曾昭抡的话讲，即认为学生运动在战前曾有屡次的轰动，但抗战以来“学生运动，反而陡然消沉下去”，看来“中国学生运动历史上的使命，已经完成，现在不需要学生运动，将来也许不会再需要”。曾昭抡对此不以为然，说至少他在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的前身）参加的集会，和从长沙迁往昆明的步行团在贵州安南县庆祝台儿庄大捷的游行，令他觉得青年并没有消沉，反而深感“只要中国的青年都是如此，国家还可以不亡”。曾昭抡从两次亲历中体会到青年的热情，感受到青年的力量，由此论断现在并非不再需要学生运动。至于“近来学运的消沉”，曾昭抡认为“并不是因为没有这种需要，而是因为以前对于这方面最热心的青年，从性情上的本质来说，早已经没有耐性在后方待下去继续求学”，大部分参加到“与抗战比较有直接关系的任务去了”。因此，在抗敌建国的时候，“确实还要学生运动”，为此他呼吁“学生，起来吧！” [26]

　　皖南事变后西南联大的五四纪念连续三年处于低潮，这期间，在青年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基本没有改变，否则朱自清就没有必要在1940年为五四青年节的题词中强调五四纪念有两个意义。这两个意义，一是“我们从老年人的时代转到了青年人的时代”，二是“我们明白了生活与政治是分不开的。”[27]“生活与政治是分不开的”，是朱自清对于青年问题认识的重申，也是不同意见的回答。

　　1941年西南联大没有举办五四纪念，5月3日举行的春季运动会本应是五四纪念的活动之一，但热热闹闹的场面却找不到“五四”的灵魂。也许是出于对青年沉闷情绪的忧虑，梅贻琦在五四这一天发表了《青年节写给青年诸君》。在这篇对青年人的的寄语中，他承认“今日中国的环境，有时不免使青年感觉烦闷懊丧，或竟甘于与世俗浮沉”，其后便强调今天中国最需要的不是飞机大炮、借款筑路，也不是增加生产、普及教育、澄清吏治等等，而是有志气、有思想、有才能的青年。“吾国必须有这班青年人，然后对于抗战建国所需要的物资，所应做的事情，才能运用，才能改良，才能进而推陈出新去创造。”[28]梅贻琦是以一个教育家姿态说上番话的，表面上是劝导青年把精心放在学习科学知识上，言外之意也包含着青年不要陷入现实政治斗争漩涡的用意。

　　1941年五四纪念日这天，曾昭抡也发表了篇《重视青年与爱护青年》。这两篇文章是同时写的，但在对待青年问题的态度上，仅从标题就不是躲躲闪闪，而是直接切入主题。曾昭抡和朱自清一样，对青年从事政治活动也充满了理解。他说：五四以来“青年们为国家，为社会，为正义而牺牲者不知凡几”，在进行抗战建国大业中，“社会人士大都认识中国青年伟大的潜力”。但是，重视青年是一回事，爱护青年又是一回事。“现在一般中年人和老前辈，重视青年则有之，真心爱护青年者，却并不多见”。曾昭抡认为，如果期望现代青年成为复兴中国的台柱，就“应该设法爱护他们，培植他们，让他们能以发挥自己的能力”，尤其是“多提倡一点学术精神”，“学习上鼓励自由研究”，“思想上予以绝对自由”，切不可在青年出现所谓“越轨”时便“徒然执法以绳，予以高压的处置”。说到这里，曾昭抡向政府当局和身负教导责任者建言，说“青年问题，事情很简单，假如你曲解放青年，误解青年，想方设计去对付他们，那就极难应付。假如你了解青年，爱护青年，以赤诚和他们相见，问题就再简单也没有”。文末，他呼吁到：“为着青年的幸福，为着中国的前途，让我们在这方面下一点功夫吧！”[29]

　　皖南事变后在青年人中普遍存在的沉闷情绪是客观现实，一味的埋怨和指责是不够的。伍启元就是基于这一立场，于1941年五四纪念时，对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做了一次分析。他将目前的青年运动与五四运动做了比较，认为存在有三个不同：第一，“五四时代那种纯粹出于青年热烈的心情的青年运动”，而“现在青年运动或多或少都有党派的背景”，这就使“没有党派的人就不免有些彷徨了”。第二，“五四时代问题是单纯的，对外抵抗外来侵略，对内建立现代国家”，而“建树现代国家的路只有一条－－德先生和赛先生”。可是现在“建国的路线已不只一条，因此青年人有些彷徨了”。第三，“五四时期是有口号的时期”，而“近年来国难的来临使若干青年感觉到欢迎赛先生是一种苦工作，绝不是口号所能成功的”，结果“不少的青年只用实际工作去代替口号”。基于这种现状，伍启元提出纪念五四就应该“回想过去，批判现在”，“勉励自己”，这正是“今日每一个青年人－－包括作者自己－－所应反省的问题”。[30]伍启元的分析和认识，在经历过五四运动者的中年人中，有着一定的代表性。

　　对青年问题的不同看法，说穿了是青年是否应该过问政治、从事政治活动的问题。由于五四运动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斗争，于是如何看待五四运动，是否承认青年运动在中国政治建设上的作用，便成为五四纪念期间很难绕开的一个焦点。

　　1942年，“中年人”和“青年人”两个名词依旧常常挂在联大人的口头上，它说明对于青年和青年运动的认识远未统一。倪中方教授在为这年五四发表的一篇专文，曾运用心理学方法对五四运动的心理背景做了一次分析。他认为，23年前被社会中坚分子视为“乳臭未干、轻举妄动”的青年人发动的五四运动，对中国的社会进步具有极大作用，说“最初大家还认为青年血气方刚，用意气用事，撞祸原属本色，末必有何作用，原不料 这次青年运动产生极大的影响”。此后，不仅“国体利益遂特别受全国人民的重视”，而且“奠定下‘抗战国策’的心理基础”。倪中方在肯定五四运动的同时，还指出青年运动的特殊意义，那便是“儿童能力不够”，“谈不上什么领导革命、改造社会”；“成人又未免过于迁就事实，有时不惜牺牲其崇高的理想”。这样一来，“惟有青年，能力既然超过儿童，又不轻易与现实妥协，与之所至，往往会不顾一切利害，以期完成某项神圣的使命”。正因如此，尽管青年“难免没有因知识缺乏，思虑未周因而受人利用、误入歧途者”，但“将来各种革新运动的急先锋，则舍青年而外，试问还有谁能负起这种重任？” [31]倪中方就是用这样的结论，来表达个人对青年问题的见解。

　　不知道是否是一种巧合，《云南日报》也是在5月4日创刊的，每年这一天都要发行创刊纪念特刊。1944年是《云南日报》创办九周年，报社邀请周炳琳撰写纪念文章。但是，周炳琳的文章却以《五四――从青年说到中年》为标题，不仅讲到五四，还特别把“中年”和“青年”列入副标题。周炳琳在文中回忆了五四运动时期中年人与青年人之间的复杂关系，说“就‘运动’当时经过情形言，曰然‘五四’诚大可纪念”，若“就民国八九年以后演变痛史言”，“五四”似“不祥之物”，不该纪念。但是，这个“责任应由中年人负之，中年人不自忏悔，反进一步抹杀五四对于中国政治运动之功绩或罪恶，欲并其为对青年之历史地位而剥夺之，此则更失于不公道矣”[32]相反，他更认为中年人应该自责，因此才在这年西南联大纪念五四的仪式上说：“中年人要休息，甚至叫青年也跟着休息，可是，青年人却不能休息，应该更向前进！”[33]

　　周炳琳的话说得还比较温和，而有闻一多讲起话来则激烈得多。他说：“不要忘记当年的青年，便是撑持这天经地义最有力的支柱”，抗战是非常时期，“非常时期所需要的往往不是审慎，而是勇气，而在这上面，青年是比任何人都强的”。且不说“当年激起抗战怒潮的是青年”，就是“今天将要完成抗战大业的力量，也正是这蕴藏在青年心灵中的烦躁”。更重要的是，“民族必需生存，抗战必需胜利，在这最高原则之下，任何平时的轨范都是暂时可以搁置的枝节”，因为战争本来就是青年的工作，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战时的国家就得以青年的意志为意志”。到于中年人，闻一多认为他们若能能负起责任，那就应“参加青年的工作，或与青年分工合作”，用中年人的“智慧予以调节与指导，青年的力量不免浪费”。[34]

　　冯友兰、朱自清、曾昭抡、倪中方、周炳琳、闻一多等人在五四运动和青年问题上意见有同有异。相同之处是均承认当年的五四群众运动形式是必要的，作用是巨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这种运动的形式是否应该继续，运动的分寸与程度用什么去衡量，中年人有没有责任等。这些问题本身很复杂，不可能很快统一，有待在以后的实践中寻找答案。

　　四、坚持“五四”政治方向

　　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大后方，西南联大享有“民主堡垒”的称号，而这一称号正是得力于广大青年的努力。

　　1943年，云南收成不好，《云南日报》在《救灾如救火》短评中说：“今年本省各县普遍欠收，有十余县灾情特别严重，树根为食，败叶为衣，哀鸿遍野，嗷嗷待哺”，呼吁全省各界行动起来，“给正在苦难中的同胞一些捐助”，“救活一个灾民，就是救活你自己的弟兄”。[35]这时，昆明物价飞涨，师生生活困难，经多次要求，行政院决定给西南联大30万元救济金，联大校务会议决定给全校学生每人100元，其余充作学生医药费。[36]联大迁滇以来，云南人民伸出了援助之手，现在全省灾情严重，有些人便提出将这笔救济金捐献出来。为此，全校学生展开了一场大讨论，7个学生壁报还专门出版了一期《联合特刊》。最后，多数人认为“钱从人民那里来，所以应该还到人民那里去，最好的办法便是赈济目前正在残废线上挣扎的灾民！”[37]

　　如果说这次救济金的使用与现实政治还没有太大关系的话，那么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昆明，西南联大学生的态度就不一样了。25日，当华莱士、拉铁摩尔、范宣德一行进入联大新校舍时，面前出现了一个巨幅英文壁报，标题写到“我们决心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法西斯战斗”。7月7日，联大壁报协会与云南大学、中法大学、省立英语专科学校学生自治会联合举办“七七”时事座谈会。三千多人济济一堂，除了讨论七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当前的时局外，还特别讨论了“国内问题的发生与解决”与“我们的责任”，认为国内“缺点实在太多，一切缺点都可以归之于政治上去”。[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