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司法官群体的分流与重组 兼论辛亥鼎革后的人事嬗变(2)

　　通过8月份的司法官任命，京师司法事务得以连续，但毕竟人员还是不足。1912年9月，司法部继续任命京师各级司法官(34)；对于已在审检厅任职但未获实缺的法政人员，司法部的办法是大部分仍留原厅继续任事。(35)同时，司法部允准法政毕业学生可入厅实习，但由于职位不多，吸纳人员也有限。1912年9月，铨叙局迭次把北京法政专门毕业生曹寿麟等18人开单送司法部，司法部复函：司法机关“需材甚众，惟本部与京师各法院业已改组就绪，实无悬缺可以位置多人”，并劝各员另谋他职，“不必专候本部任用”。(36)民国元年京师法政学堂毕业生吴朋寿的求职经历，颇能详解这一问题。吴先找到铨叙局局长张国淦，在张的指引下，学生们请求教育部，将京师法律学堂、京师法政学堂之未就业者百余人材料咨送铨叙局，铨叙局再咨送中央各部。各部接到咨文，多置而不理，司法总长许世英则定期传见，许说：“法院即将改组，非法律三年毕业，不合司法官资格，你们均是三年毕业，我一定要用，可稍候几日，不要远离。”十余日后，北京各法院改组已将就绪，仍无任用消息。学生们推举代表去见许氏，许说：“我用人的标准是经验与学业并重，既有经验又有学业，我要先用，只有学业而无经验的，应俟有经验者尽行登用，而有缺额时，方能择用。你们亦不必在此久候，可以各谋生业。”在这情况下，很多学生退而求其次，或请求在法院中练习实务，或谋其他出路。1913年，京外各级审判厅改组，很多学生回籍各谋出路，吴朋寿由同学推荐在河南高等审判厅充当法官。(37)

　　京师法院改组中的司法官任用采用新标准，这势必造成许多旧式司法官离职。对这一人事分流，许世英采取两种方法应对：第一种是“将办事多年勤劳尤著之员酌量调部办事，并分派各厅充当书记官”。1912年8月，未得到任命的前大理院推事、京师审检各厅推检14人调司法部办事，即由司法审判系统调任司法行政系统，但通过这一渠道安置的人员毕竟是少数(多半是依人脉关系)。对大量未能安置的旧式司法官，许世英的第二种解决之策是举行“旧法官特别考试”以定去留。这项工作，司法部确实在推进，旧法官特别考试法案已经提出于国务会议，议决后即送参议院表决(38)，许氏本人对此也颇有信心。但问题恰恰出现在参议院表决中。在参议院由南京移往北京后，在“未议决各案一览表”中，与司法相关的《法院编制法案》《法院编制法施行法案》《司法官官等法案》《司法官官俸法案》《书记官官等法案》《书记官官俸法案》《旧法官特别考试法案》《司法官考试法案》《司法官考试法施行法案》等均因“审查未毕”而未能决议通过。(39)这些草案未能完成立法程序而成为正式法律，严重影响了此后的司法改革。如此一来，那些原拟暂时援用的前清律法，在北京政府时期则被长期适用。这是许世英事先未曾预料到的。

　　京师司法经此番改组，人员变动甚巨。比对宣统三年(1911)夏与民国二年(1913)初的两份大理院及京师各级审检人员名单，可见一斑：宣统三年大理院正缺推事29名(含正卿、少卿)中无一人在民国二年的大理院留任，仅有1人(冯寿祺)在民国二年的京师第二初审厅署推事；宣统三年的总检察厅正缺检察官7人(含厅丞)中也无一人留任，仅1人(陈延年)在民国二年的京师第一初审厅署推事；宣统三年大理院额外司员61人中仅6人在京师审检机关留任：沈家彝(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张孝栘(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在民国二年大理院中留任，江庸出任京师高等审判厅长，陈兆煌调任京师高检厅检察官，李在瀛、王克忠在京师地审厅署推事。宣统三年的京师高等、地方、初级审检厅62人中，仅原地审厅的4人在民国二年的京师各级厅中留任：龚福焘调任高审厅推事，张兰、张宗儒留任地审厅，赖毓灵调任京师第三初审厅署监督推事。(40)人事变动之巨，不难想见。此后京师司法官职位绝大多数被新式法政人员占据(41)，仅在政务性质岗位依然存有旧式人员(如许世英曾任大理院院长)。

　　三、京外司法改组与风潮

　　1912年、1913年之交，京外司法改组全面铺开。1913年1月，根据大总统令(42)，原先各省的司法司、提法司统一改称各省司法筹备处，长官统称处长，由司法总长经由国务总理呈请大总统简任，这是许世英开展全国司法改组的重要步骤。“筹备”二字意思甚明，即负责筹组各地审检机关。很快，各省司法筹备处处长人选确定(43)，京外司法改组随即展开。2月19日，许世英发布第五十二号部令，命令各省司法筹备处长及高等审检两厅长“将已设而未完备之法院，迅即妥商改组，毋稍延误”(44)；次日，发布第五十三号部令，命令各省高等审检厅长将高等以下各厅员文凭成绩认证考验。(45)这两道命令成为京外司法改组的主要文件。具体办法是由各省司法筹备处处长、高等审检厅长负责将所属司法官的文凭证书及办事成绩，“认真考验，出具切实考语”，汇报司法部，由司法总长核定后，分别呈请大总统任命，以符合《临时约法》第48条之规定。这自然导致许多不符上述资格要求的现任司法官(含前清法官)的激烈反应。

　　 实际上，早在京师法院改组时，一些地方司法机关的“旧人”，已意识到按照如此标准改组将影响自己的出路与生计问题，故而出面理论或抗争。吴庆莪，浙江人，以刑幕人员资格参加宣统二年法官考试，考取最优等，并曾在绍兴法政学堂校外毕业，为清末安徽高等审判厅试署推事。(46)吴氏对自己的法官资格被否定很不满(47)，上告大总统，袁世凯批示：“所陈不为无见，交司法部查核办理可也。”(48)总统批示之倾向很明显，因为袁氏自身即从前朝旧员转变而来。但司法部并未按照总统倾向性意见办理，其在随后批文指出：“刑幕性质与学校不同，校外程度亦与校内有别。至援从前考取法官之资格，欲行留用或咨回本省任用，查现在《法院编制法》及《法官任用施行法》业经国务院提出参议院会议，一俟通过，即当颁布施行，是任用法官应以合于将来法定资格为准，且京师各法院改组已经月余，额满人溢，无从位置”；对吴氏请求以法官资格回原籍浙江任职的要求，司法部批示：“浙江为该员等桑梓之邦，尽可自向该管各官厅呈请服务，本部亦未便咨送”；结果是，司法部对吴氏“所请留京分厅录用或咨回本省任用之处，均难照准”。(49)可见，司法部对这类人员基本采取自谋生路的态度。后来，吴庆莪等人多次向原籍所在地的浙江临时议会呈请变通法官资格，请求承认自己在前清考取的法官资格，浙江临时议会答复：“民国光复，前清资格早已消灭，岂能以曾经考取法官为词，况历来刑幕以援例比附为能，安识法学精意。”(50)显见，在地方当局看来，前清法官资格已经失效了。不难推想，与吴庆莪情况类似的旧式司法官应不在少数，他们的结局无法一一考究，但多半应该与吴氏相仿。

　　此外，团体抗争也不少。在京外司法改组过程中，东北地区反应尤其激烈。吉林各级审判厅公开电呈中央政府，要求转饬司法部取消法院改组命令，措辞强硬，指陈：“新《法院编制法》尚未颁布，旧《编制法》尚然继续有效，且旧法官考试法已交院议，未得通过，遽行改组，是以命令变更法律。司法部为司法最高机关，首先违背约法，殊骇听闻，况元年九月十四日司法部通函各省现充法官者，候特别考试后分别去取，载在公报，举国皆知。今竟朝令夕更，自相矛盾，风声所播，全国哗然。”故请中央政府饬令司法部“取消改组通令，另筹妥善办法，渐图进行，以维大局”。(51)奉天的抗争不亚于吉林，并组成司法维持会，该会“以此次法院改组，司法部违背约法，除先后电知大总统、国务院外，近又公举代表梁君子章、曹君吉甫进京与司法部提起行政诉讼”，梁、曹两代表于3月31日启程赴京。(52)其他地方也纷起抗争，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股不小的风潮。

　　许世英虽已估计到改组可能带来的问题，但未预料到会如此严重，不过，他也不愿在改组、任人资格等原则问题上让步。3月，许世英发布命令，表示“南山可移，此案决不可改”，重申法院改组法官任用“务照本部第53号训令办理”。(53)针对多地代表指责司法部的法官任用没有法律依据、剥夺法官职务之行为违反《临时约法》，许世英答复：“该代表等不能相谅，龂龂争论，以前清《法官考试任用暂行章程》第四条各款之资格为词。(54)试问国体变易，政局一新，前清机关无不改组，岂司法界之文职举贡独能继续有效?习大清律之刑幕亦得号称法学家乎?”至于抗争者援引《临时约法》第52条为据，许氏认为，该条款所指法官，“系对于入民国后曾经任命为法官而言，与前清任用之法官了无关系”，许氏指斥：该代表等“自称法官，按照约法第48条之规定，究竟何时奉大总统及司法总长之任命?若未经约法第48条之任命，则其所谓法官者又岂能受约法上第52条之保障?”(55)

　　1913年3月，司法部多次与奉天方面交涉，指示司法官任用资格相关问题。首先，司法部指出，此次改组于法有据。“民国成立，凡属官厅俱已改组，司法何能独异?且查从前《法院编制法》，法官资格，规定綦严，前清法官，多未依法任用，此次组织，正系遵照约法及元年三月十日大总统令援用旧法，切实办理。”(56)其次，明确否定前清《法官考试任用暂行章程》之法律效力，“查《法院编制法》法官任用各条，均以法政法律三年以上毕业者为衡，(来)电所称旧法，即系指此。至前清适用之《法官考试任用暂行章程》，多属变通办法，与《编制法》第106条所谓另定之考试任用章程不同，且既日暂行，即非永久之法，其中资格尤多与国体抵触，应失效力，不得藉口援用”。(57)5月，国务院也批文，确认京外法院改组不能执行前清《法官考试任用暂行章程》，不可引为保障。(58)最后，司法部采取适当的变通举措。例如，在职司法官若为法政速成人员，或法政教育年限不足3年者，如审检厅确实需员，司法部同意酌情留厅办事，“速成毕业充学习法官者，碍难认为合格。如果实在需员，得由该厅长酌令暂时留厅”。(59)这一变通办法也适用于吉林等省份。(60)事实上，法政教育年限不足者继续留厅办事为多数省份所援引，四川司法筹备处呈请把“现任法官之法政两年毕业而确有经验者”暂行留厅，司法部令准“由该长官酌令暂行留厅”。(61)奉天高等审检厅呈请把旧法官中法政教育年限不足者送入“奉省或该员本省法律或法政学校，按照原短年限，插班补习，以资深造。俟毕业后，尽先录用，以彰劳励”，司法部表示：“所呈各节尚属实在情形，应如所请办法，以期深造，而资鼓励”，并咨请教育部批准这类人员插班补习。(62)但是，若完全是旧式刑幕者，司法部再次明令不可担任司法官。1913年3月，湖南司法筹备处呈文司法部：“湘省筹办法院，推检需员。查有李追、来盛烈二员，均系前清廪贡生，充当刑幕多年，拟委以相当推检，呈请察核立案。”司法部回复：“查法官资格，《法院编制法》规定綦严，该员等既非法律毕业人员，自未便准以推检录用，所请立案之处，应毋庸议。”(63)司法部意思很明确：司法官必须是受新式法政教育之人，若教育年限不足，尚可通融；若非法政人员，则无变通之可能。

　　奉天此后的司法人员任命，大体遵照司法部资格要求行事。从1913年3月底4月初奉天公布的全省新任推检人员简况来看，共105人，全部毕业于新式法政学校(毕业于日本者15人、国内者90人)；从修习年限来看，满3年者达93人，不满3年者仅13人，且特别声明：“二年以下毕业各员，除外国学校毕业，曾充教习或法官者外，均系遵照部电，由厅暂行委署。”(64)

　　问题是，风潮既起，纷纷扰扰，不易迅速平息，况且社会舆情多半不站在许世英为首的司法部一方。《盛京时报》报道说：“自各级法院改组告成以后，新法官之笑史，亦几于书不胜书矣。”(65)两天后，该报直接以《审判厅愈改愈坏》为题，报道：“奉天地方审判厅，当未改组之先，民刑案件虽不克讯断如神，然积案尚少。自改组以后，迄今一月有余，积案已至二百余起，并未闻判决若干。”(66)显见，舆论未必赞同许世英的法院改组办法。不过，最让许世英担心的是，一些手握实权的都督也不甚支持其司法改组方案。江苏都督程德全、直隶都督冯国璋等人质问司法政策取向，程德全呈文大总统，对民初司法制度提出严厉批评：所立法律不从社会风俗习惯中来，司法未能切实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不顾现实财政、人才状况，只求扩展审检厅数量，“此设一厅，彼组一庭，侈然自号于众曰：司法独立、司法独立”。(67)直隶都督冯国璋也咨问司法部，要求变通改组办法；对此，许世英只能不断解释“内中曲折情形”，争取对方理解。(68)

　　在京外司法改组过程中，许世英也着手筹划县级司法改革问题。1913年2月，司法部公布《各县帮审员办事暂行章程》，规定帮审员由以下人员充任：考试合格者、曾充或学习推事检察官一年以上者，若具上述资格之一者，由县知事呈由司法筹备处委任，但仍需报告司法总长。(69)3月初，司法部公布《各县地方帮审员考试暂行章程》(70)；3月底，命令各省司法筹备处长迅速委派各县地方帮审员。(71)为此，很多地方举行了帮审员考试。(72)若严格按法规行事，符合规定者不多，故有些许变通之举。1913年4月，直隶司法筹备处请示司法部：直隶临时法官养成所一年半之毕业人员，“可否与法政法律一年半以上毕业者同论，准予免考，得为帮审员”；司法部回复：“该所既系年半毕业，其课程科目，亦尚完备，核与帮审员考试章程第六条第一款资格相符，应准由该处长认真询考，酌量委派。”(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