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司法官群体的分流与重组 兼论辛亥鼎革后的人事嬗变(4)

　　结语：政权更迭与人事嬗变

　　1912年上半年，无论是伍廷芳，还是王宠惠，由于任职时间过短，无法进行司法改组，重任交给了许世英。在许氏任上，法院改组、司法官重新选任在全国各地铺开。此次改组依据《临时约法》，尤其是第48条：“法院以临时大总统及司法总长分别任命之法官组织之。”司法官任用标准是援用前清宣统元年颁布的《法院编制法》(112)，该法第106条规定：“推事及检察官，应照法官考试任用章程，经两次考试合格者，始准任用”；第107条规定：“凡在法政法律学堂三年以上，领有毕业文凭者，得应第一次考试(113)；其在京师法科大学毕业及在外国法政大学或法政专门学堂毕业，经学部考试给予进士举人出身者，以经第一次考试合格论。”其实，第107条第一项(第二项因国体变更而失效)所列只是司法官考试的应考资格，而非出任司法官的充分条件，但在许世英主持的司法改组中资格变为条件，虽然许氏也强调司法经验之重要，但毕竟笼统、模糊，事实上，很多仅具有法政文凭者即可担任司法官。民国元年，20岁的马寿华因为拥有法政3年毕业文凭，出任河南开封检察官，马氏晚年忆述：“余凭法政学堂毕业成绩，政府认为有法官资格，初任开封地方检察厅检察官”，马本人亦承认：“余于听讼并无经验。”(114)

　　司法本是一种特别讲求实践经验的职业，可以想见，刚走出校门的法政青年掌管司法事务，问题自是不少。民国元年初由湖北内务部委任黄安县书记官的朱峙三，本职为辅助县知事行政兼理司法事务，及至6月，依照司法规划，各县筹备司法独立，湖北黄安设立初级审检厅，司法人员也陆续到任，在与这些新到司法人员业务交接及交流中，朱氏发现：“来者均初出茅庐，问之司法事，均不内行，皆欲请余帮忙指示，非谦词亦实情也”；数日后，朱氏观察到，这些人员“无甚能力判案”，导致当地士绅“大说坏话”；月余后，朱氏又深感，“(审检)两厅主官均不识时势之人，法政毕业初次做官，社会人情不懂，遑问将来断狱”。(115)显而易见，将司法事务委托这些无经验的法政毕业青年，问题丛生，甚是不妥。与此同时，那些审案经验丰富的老法官却只能离职。清末任大理院推事、辛亥革命前任广东高等审判厅厅丞的史绪任，审案严谨，经验丰富，民国建立后离职了，时任该厅刑事庭长的法政青年汪祖泽，在数十年后依然惦念着这位前清老法官，说：“(史氏)遇有重大案件，必定先将全案卷宗审阅，如发现有重要罪证或其他疑问时，又必加以标记，俾承办者知所注意，当承办人制成判决书送其批阅时，更反复详加推勘，其有不中肯者，则向承办人详细说明，使之自行更正，其处事精神，与后任的司法长官只知画阅签章者相较，迥然不同。”(116)缅怀之情，跃然纸上。

　　正是意识到司法人事变动中这一问题，梁启超等人指出：“自去岁法院改组以来，专以学校文凭为资格标准，然其成效，亦既可睹矣。徒使久谙折狱之老吏，或以学历不备而见摒，而绝无经验之青年，反以学历及格而滥竽，法曹誉望之堕，半皆由是。”(117)1915年袁世凯也承认：“当时折狱老吏，引避不遑，推检各官，多用粗习法政之少年，类皆文义未通，民情未悉，才苦不足，贪则有余，枉法受赃，挢虔无忌”，积压办案，更是京外司法官的通病，“藉口于手续未完，证据未备，名为慎重，实则因循，疲精力于嬉游，任案牍之填委”。(118)多年后，曾任北洋政府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的董康对此也批评曰：“法官概用青年，阅世未深，无可讳言”，并指出民初司法问题的原因是“由于法律繁重者半，由于能力薄弱者亦半”。(119)梁启超等推行司法官甄别工作，主旨就是解决这一问题。

　　1915年4月，梁氏继任者章宗祥回顾民初司法官选任办法演变时，云：“法院改组之初，需员既殷，取才尤隘，毕业资格，束缚甚严，往往有朝出学校暮入仕途者”，司法部正是考虑到这些人员“学识之疏”，故举行司法官甄拔考试，“入选而后先予分发实习，择其优者乃授以事”。除此之外，对于那些未经甄拔而曾任法官者，“必实有成绩者，方许酌量任用，犹虑其经验之浅也”，于是，司法部有“用人方法暨详荐厅员办法之通饬，用人办法大致责以举贤，详荐办法大致重在成绩”，具体办法是“每用一人先派试署六月，而成绩可观者始予以荐署，满一年而成绩可观者始予以荐补”；司法部还考虑到各地详荐未必可信，于是“又有调核办案之通饬，大致荐任以前必先考察，考察之道不尚虚文，必以调阅办案文件为之进退”。司法部坦言：“谆谆文告，不惮烦劳，行之数月必试可而后登荐，否则宁缺毋滥。”(120)为解决司法官问题，司法部可谓颇费苦心，从实际运作状况而言，也基本做到宁缺毋滥。有司法人员后来就指出：北洋政府对司法官录用“采取宁缺毋滥的政策”，“把民元以后，各省司法司所派的司法官，严加甄别，淘汰了一批”。(121)

　　从长远着眼，许世英司法改革举措有利于建设法治国家，推进司法专业化、职业化和传统审判模式的现代转型。以民国元年上海为例，司法官均为国内外法政学校毕业者，在他们推动下(当然，还包括其他因素，如律师、社会舆论等)，审判模式逐步从传统的超能动主义向中立主义转型，尤其是刑事领域，这是此后司法发展的方向。(122)许氏举措也符合鼎革后不“除旧”难以“布新”的时代语境。问题是，在新旧过渡年代，不宜操之过急，“旧人”不去，固不足以建设，若尽用“新人”，亦未必稳妥。民国元年，一些有识之士就告诫：“夫政治之设施，必思想与经验，二者相辅而行，始能发展其作用，而达良好之结果……大抵旧日官吏，积习相沿，虽无政治思想，而老成者流，守分安常，其间饶有政治经验者，固不乏人。其新进之士，富有政治思想者，虽占多数，然茫于政治经验者，恐亦不免。”如今民国肇建，“若悉委托之于一般旧人，固无异令哑者以演唱，驱瞽者以临池，其不蹈于前清之覆辙者，能乎不能?然若委托之于一般新进，又何异乎以危樯独舟狎惊涛骇浪，驾驭者既无相当之经验，临事始谋，其不张皇失措，俾全舟生命沦没于泽国者，鲜矣”。(123)所言可谓中肯，“新”与“旧”如何平衡乃一大时代课题，高明的当政者自应慎重处理这一问题。

　　实际上，此后北洋司法中枢对前清刑幕与法官并未完全排斥。1915年前后，民国政府聘请前清刑名人员，如吉同钧、张廷骧等参与修订法律(124)；1915年7月公布《司法部拟订荐任法官资格》，规定：“曾充督抚臬司等署刑幕五年以上，品学夙著，经该署官长或同乡荐任以上京官证明者”，可参加司法官甄录考试(125)；同年底公布的《各级审检厅任用学习生章程》，也同意前清法官考试及格者任审检厅学习生。(126)但是，历史变迁对“旧人”自有其淘汰机制与转化办法。1916年6月，黎元洪继袁世凯之后出任总统，段祺瑞任总理，组成内阁，司法总长之位，段原拟董康，张国淦对段说：“何不用几个新人”，并举荐王宠惠、张耀曾二人，最后段氏选定“新人”张耀曾。(127)这虽是近代史上一微小细节，未必有普遍解释作用，但足以提示：一方面，在北洋政权系统中，主体是“旧人”，“新人”仅为点缀品；另一方面，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颇成时潮的近代社会中，“新人”优胜于“旧人”，时代留给“旧人”的机会不多，亦不广。易言之，“旧人”退出历史舞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其实，这一时间并没有后人想象的那么漫长。就司法人员而言，1922年初，北京政府法律顾问、法学博士岩田一郎在考察中国司法状况后，就指出中国“旧式之法官，已不见一人”。(128)民国建立仅十年，旧式司法官已难觅踪影，可见司法人事新陈代谢之速。当然，清末民初法政教育勃兴，培养了大量新式司法官的后备人员，也是推动这一人事新陈代谢的原因之一。

　　学界一般认为，经由辛亥革命，中国实现了从清朝到民国的政权更迭。“革命”其实更多的是妥协，因此，两个政权之间的承续性非常明显。这种承续性首先体现在人事系统中，尤其是中央政府，无论是国务院，还是内务部、外交部、司法部等，人事承续甚是显著。(129)例如，民国元年国务院直属机构(秘书厅、法制局、铨叙局、印铸局)职官中，大多数沿用“清廷的内阁官员和旧部属员”。(130)其实，这种承续性，不仅体现在袁世凯时期，在后袁时代也很明显。研究表明，1916年至1928年民国政府117名内阁成员中，88名为前清官僚，占内阁总人数的75.21％。(131)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承续性的面相之下，某些隐性的“革命”悄然发生。有学者以民国初年的外交部为个案，研究表明，辛亥鼎革后，重新组建的外交部，其班底虽来自清末外务部，但其人员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科举出身的总理衙门章京大量离职，仅有少许留任；举贡人员被裁撤殆尽；译学馆学员也仅有少数留任；外交部职员以留学生居多，且多有在驻外使馆任职的经历，从此外交部逐渐形成自己独立的用人系统。(132)由此观察，外交部人事变动情况与司法审判系统颇为相似，因为二者均为专业性很强的职业，非一般人员可胜任。大体而言，越是专业性的领域，辛亥鼎革后的人事嬗变越大。

　　除“专业”外，还需注意“层级”问题。若从清政府到民国政府的上层人事观察，二者之承续性非常明显，最显著例证就是如前所引，1916年至1928年民国政府117名内阁成员中，前清官僚占据75.21％。但是，中下层就未必如此。具体到民初司法系统，中枢人员(如司法总次长、大理院院长等)，大体可分为两种：前清旧吏，如许世英、徐谦、董康等；法政新人，如章宗祥、江庸、张耀曾等，他们在清末就进入体制内了。司法中枢如此，各省司法长官状况也差不多，1913年初各省司法筹备处处长21人中，大多数为前清司法官吏。(133)可见，司法高层人事承续性明显。但中下层状况未必如此，如前文所述，是以法政毕业青年居多，变动甚巨。由此可言，越是层级高者，鼎革后的人事变动越小，反之，则越大。其实，“专业”与“层级”并不矛盾，而是交叉互涉，因为较高层级者，多半属政务官性质，对专业要求未必很高；中下层级者，多半为事务官性质，对专业要求可能反而较高。要言之，考察辛亥鼎革后的人事问题，除关注“承续”与“断裂”面相之外，尚需留意“专业”与“层级”因素。

　　注释：

　　①《大理院为本院奏请试署推事各缺期满各员补授事致民政部咨文》(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二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民政部档案，1509/6/002、006。该档案共开列27人，新式人员仅1人。

　　②本文所言司法官，主要包括审判人员与检察人员，不包括书记官等司法辅助人员，但也部分涉及司法行政官员。

　　③参见拙文《亲历清末官制改革：一位刑官的观察与因应》，《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2期；《制度变革与身份转型：清末新式司法官群体的组合、结构及问题》，《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5期。

　　④关于这一问题的既有研究尚不多见，李超《清末民初的审判独立研究——以法院设置与法官选任为中心》(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四章(民国元年对法院、法官的改组)论述及此问题，但考察时间限于民国元年，未能通观民初数年的变化；拙文《民国初年的司法官制度变革与人员改组》(《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亦涉及此问题，但仅数千言，过于简略，尚存进一步申论之必要与可能。

　　⑤徐世虹主编：《沈家本全集》第7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56页。

　　⑥《旧学部之窘况》，《申报》，1912年4月4日，第2版。

　　⑦《北京各部之现状》，《民立报》，1912年4月28日，第7版。

　　⑧汪祖泽、莫擎天：《辛亥前后的广东司法》，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8辑，1963年印行，第165、1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