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困局——一个制度史的解释(3)

辛亥革命网 2017-08-31 14:33 来源:《历史教学》2017年第4期 作者:马勇 查看:

就历史发展脉络而言,1911年武昌起义是一场“计划外革命”。按照清廷1906年“预备立宪”规划,以及“钦定宪法大纲”,中国的政治改革即便不会像预想的那样顺利,但也不致发生根本性颠覆

  章太炎的说法有一定道理,民初乱局确实值得从制度史层面重新解读。

  武昌倡议,具有极强的示范效应。清廷如果在湖北新军发难后一周内平定,后来的历史必将改写,湖北新军首义不过是历史上常见的军人哗变。然而,清廷此次实在无力有效处理这场危机,湖北军政府影响力迅即溢出。10月22日,长沙新军发难,巡抚余诚格潜逃,湖南军政府成立。23日,江西九江新军起义,成立九江军政府。25日,陕西新军、会党在西安起事,组织军政府。29日,太原新军起义,举标统阎锡山为山西都督。31日,南昌新军起义,成立江西军政府。11月1日,昆明新军起义,举蔡锷为都督。11月3日,陈其美、李燮和率领商团、巡警起义,第二天攻占江南制造局,上海光复。4日,贵阳新军起义,成立军政府。同一天,杭州新军起义,第二天举汤寿潜为浙江军政府都督。5日,江苏巡抚程德全宣布独立,江苏不费一枪一弹,和平光复。7日,广西巡抚沈秉垄、布政使王芝祥宣布独立,广西光复。8日,福州新军起义,福建光复指日可待。不到一个月,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十个省份已不在清廷有效统治下。

  清廷内部已经失去整合的能力,滦州兵谏意味着中央军不稳,也迫使清廷大幅度后退,下诏罪己,发誓维新更始,实行宪政;发誓组织新内阁,不再以亲贵充国务大臣;发誓速开党禁,以示宽大而固人心。(21)

  可以说,清廷此时改革力度前所未有,但一切都晚了。人们早已对清廷的不改革、“伪改革”死心。严复不无惋惜地指出:

  如果一个月前做到这三条之中任何一条的话,会在清帝国发生什么样的效果啊!历史现象往往重演。这和十八世纪末路易十六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所有这些都太迟了,没有明显效果。(22)

  清帝国已成往事,南方独立十省究竟应该怎样做,似乎同样没有预定方案,革命党没有想到革命会如此顺畅;至于新军,更没有人想到会有一天调转枪口,对准自己的主子。历史走向了一个全新道路,政治家也只是摸着石头过河。11月7日,鄂军都督黎元洪致电苏州程德全,商筹共同组建新政府:

  现在义军四应,大局略定,惟未建设政府,各国不能承认交战团体。敝处再四筹度,如已起义各省共同组织政府,使近于偏安,且尚多阻滞之处;若各省分建政府,外国断不能于一国之内,承认无数之交战团。兹事关系全局甚大,如何自处,乞贵军政府会议赐教。(23)

  独立各省如何自处,是黎元洪的困惑,也是章太炎十年后反省要旨。

  章太炎十年后认为,独立各省不应该匆忙重建统一,而应静下心来,像美国独立各州那样,好好谈出一个宪政制度。章太炎这个想法自有理据,但揆诸史实,实在来不及,因为在那之前十几年,外国资本在中国的份额越来越大,中国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不顾及外国资本的利益。资本需要稳定的投资环境,自皇族内阁以来的政治风波,已使外国资本蒙受了相当损失,各国政府之所以还能在武昌首义后宣布中立,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走向共和倾向势不可挡,而清廷在过去几年确实没有进行踏实的政治改革。但是,外国资本对政治不稳定的容忍不可能无限期,独立各省必须要找到一个新的办法。11月9日,云南都督蔡锷通电各省:

  窃查目前各国情状,对于各省义军,虽已认为交战团体,暂守中立,并未认为完全政府,列为国际团体。自今以后,非有集中统一之机关,即无对外活动之资格。现在长江以南渐次光复,黄河流域当必陆续反正,统一机关之急宜组织,谅为数万万同胞所共认。(24)

  中国没有地方分治的传统,更没有经验,各省独立确实带来了一些实际问题,蔡锷的忧虑并不是个别性的,黎元洪在同一天(11月9日)所发布的通电中,也有类似表述,以为“非组织临时政府,内政外交,均无主体,极为可危”。(25)

  统一的中央政府肯定还要建立,但在建立之前,确实应该让独立各省模仿美国十三州召开制宪会议,就相关问题进行充分讨论。11月11日,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致电上海都督陈其美,比较详细地表达了这一想法:

  自武汉事起,各省响应,共和政治已为全国舆论所公认。然事必有所取,则功乃易于观成。美利坚合众国之制度,当为吾国他日之模范。美之建国,其初各部颇起争端,外揭合众之帜,内伏涣散之机,其所以苦战八年,卒收最后之成功者,赖十三州会议总机关有统一进行、维持秩序之力也。考其第一次、第二次会议,均仅以襄助各州议会为宗旨,至第三次会议,始能确立国会长治久安,是亦历史上必经之阶段。吾国上海一埠,为中外耳目所寄,又为交通便利、不受兵祸之地,急宜仿照美国第一次会议方法,于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磋商对内对外妥善之方法,以期保疆域之统一,复人道之和平,务请各省举派代表,迅即莅沪集议。(26)

  程德全、汤寿潜不仅有清醒的认识,而且提出“集议方法”四条、“提议大纲”三条,以作为中国制宪会议的最初准备。

  集议方法四条为:

  一、各省旧时谘议局,各举代表一人;

  二、各省现时都督府,各派代表一人;

  三、以江苏教育总会为招待所;

  四、两省以上代表到会,即先行开议,续到者随到随议。(27)

  提议大纲三条为:

  一、公认外交代表;

  二、对于军事进行之联络方法;

  三、对于清室之处置。(28)

  程德全、汤寿潜代表了独立各省大致看法。11月14日,沪军都督陈其美向独立各省发出通电,建议各省“公举代表,定期迅赴上海,公开大会,议建临时政府,总持一切,以立国基而定大局”。(29)

  陈其美、程德全、汤寿潜代表了最富庶的东南诸省,他们的呼吁迅即赢得山东、广东、福建、吉林、直隶等省都督,或谘议局赞同,相继派代表前往上海,仿美国独立后制宪会议为临时政府,或临时国会之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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