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前后的微观体验——以居京湘人黄尊三为例(2)

　　北伐军兴后，北方各派势力分化重组，政局急剧变动，这牵动着黄氏的心思。1926年11月7日，黄听闻张作霖有入关主政之说。18日，黄获悉：天津开各省代表会议，共推张为大元帅。22日，报纸证实：天津会议，共推张为总司令，孙（传芳）、张（宗昌）、阎（锡山）为副司令，出兵50万南下，黄“逆料南北大战，期将不远”。26日，讨赤联军总司令部在天津成立，奉方拟向京汉线出兵。30日，奉系命令张景惠赴郑州，与吴佩孚接洽京汉出兵问题。与此同时，商震与冯玉祥联合，西北的包头、归化一带“布满青天白日旗”，归属国民党。这时北方也成赤白两立局面。12月2日报载：张作霖受15省推戴，就任安国军总司令。粤政府移鄂，宣布以武昌为国都。黄立即想到：“假令南军将来完全胜利，国都恐不必仍在北京。”在北伐前后，国都问题一直是黄关切的问题，因为这事关将来生计、出路问题（详后）。12月28日，黄听闻张作霖已抵京，“用迎元首礼，由正阳中门而入”。在北方各派角力下，1927年初顾维钧内阁再次改组，异常费劲，“七拼八凑，新内阁班子总算凑齐”。在黄看来，此次内阁改组“换汤不换药，有何效力，时局如此”（1927年1月13日）。

　　北伐战争导致北洋各派纷纷倒台。1927年3月2日，获悉孙传芳已通电下野，黄感慨“孙以长江五省之盟主，不两月而瓦解，政治舞台，可谓变化莫测”。在黄眼中，直系吴佩孚还算一号人物，颇具才能与见识。北方报纸也认为：抵抗不了北伐军并非吴氏个人问题，指出吴“其人虽妄，私人品行，犹有可取，虽任性专擅，固亦自信爱国”。1927年1月13日，黄注意到吴发表“中国建设大纲”。19日，吴通电：河南首先废督，为各省倡。黄本就认为中国应“废督”，故认为吴为“武人中之难得者”。5月13日，报载“吴佩孚赴南阳投于学忠”，黄感叹“英雄末路，为之奈何”。如此一来，北方各大势力中，仅剩奉系张作霖了。6月18日记：“张作霖经孙传芳等推戴，今日就海陆军大元帅职，改造中央与潘阁令同下。”

　　北伐前夕，北京政府虽已陷入窘境，但京城市面尚属正常。1926年2月27日为元宵节，黄尊三赴友人在北海之宴。日记中写道：“北海灯会颇盛，到晚花炮齐放，观者人山人海，热闹异常，席散后，随意游览。”北伐军兴后，北京生活明显受到影响。1927年1月1日，黄与家人至东安市场游玩，发现“当此新年，游人甚为稀少，亦足见市况之不振”。3月5日，黄携眷至安定门外的京兆公园，“游人绝迹，仅有兵士三五成群，园内所有陈设，摧败净尽，残破景象，不堪入目”。7月17日为盛夏时节，黄至北海公园闲散，虽“风景绝佳，荷花盛开”，然“人迹绝少”。11月24日，黄散步至北海，“游人稀少，景物萧肃”。29日，黄步至中央公园，“游人绝迹，绕园一周，觉景物萧索，风寒透骨”。不仅公共场所如此，市面亦然。黄1927年10月24日记：“大街之上，因戒严故，几绝人行，光景冷淡愁惨之至，足见战事之影响于市面者大矣。”11月2日，黄察觉到，北京不仅市面“萧条已极”，而且恐怖气氛令人窒息，“军警到处破坏机关，捕捉党徒”。1927年、1928年之交，京津萧条、恐怖状况在南方内部情报信息中得到验证：“北京伪卫戍司令部近日破获党机关数处，并捕去男女学生五十余人，枪毙学生工人甚多，京畿人民咸栗栗自危，言论稍一不慎，即被军警就地格杀”，“天津戒备极严，市面萧条，河北尤为冷落。直隶省银行票每十元换现洋四元。金融奇紧，小贩营业多以闭市”。

　　北京市政运转原本就举步维艰，北伐战事逼近，无异于雪上加霜。在这种状况下，各种非常措施不断出笼，例如各种税捐激增。关于税捐问题，《大公报》分析道：“中国税课，则向来因人而异，贵官富豪，例得免征，中产半贫，负担最重。试看偌大一座京城，真实负担市政经费者，惟筋骨劳动之车夫及皮肉生涯之妓女而已。”分析颇有道理，但把市政经费负担归到“筋骨劳动之车夫及皮肉生涯之妓女”身上，则不符史实，实际上，像黄尊三这样普通市民也深受侵扰。1927年10月9日记：“京师警饷，一钱不发，而以警饷为名之房捐，催讨之急，有如星火。”25日晚，得知警厅通知，又催房捐，黄忧心忡忡：“赋闲日久，一文不进，而苛捐催促，有如星火，乱世苛政猛于虎，于今益信。”11月15日，报载财政部将开征奢侈品税，“商民苦之，开会反对无效”，黄预料“从此物价必继涨，生活愈见困难”。黄之预见，亦是京城很多人的共同预感。有记者就此事向商界人士了解情况，“据云北京商务，向不发达，所谓巨庄大号者，不过少数几家而已……若官厅又举办奢侈税，当此商业停滞，市面冷落，吾辈商民实无法支持”。其实，北京政府内部对征收奢侈品税存不同意见，奉军将领张学良、韩麟春致电国务总理潘复，请免奢侈品特捐，谓此捐“众怨沸腾”。因各方纷起反对，财政部只能暂时缓办。但由于财政异常紧张，1928年3月还是开始征收奢侈特捐，并增收房捐。6日，黄接警署通知，“房捐照加一半，以助警饷”，黄忧心：“当此生活困难之时，捐款加增，人民之负担何堪，又商界因政府征收奢侈捐，议决行总罢市，如果实行，恐前途险象，不堪言状。”战事临近，身家性命不保，捐税无数，生活难以为继，不难想见京城百姓之窘境。作为其中一人，28日黄痛苦写道：军兴以来，各项捐款，闹得天昏地暗，而最无理、最黑暗者，莫如房捐，捐后复加，加则必倍，毫无标准，一任警署横派，一日数追。在巡警唯视收入之多少，以讨好长官，而人民则因催索之急迫，致卖妻鬻女者，比比皆是。乱世之民，即此已觉难堪，而生活之逼迫，土匪之骚扰，其痛苦则又十倍于此者，民焉得有生路乎。